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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林维先(1912-1985)安徽省金寨县人。一九二九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鄂东游击总司令部特务营班长,红二十五军第七
十四师特务连政治指导员,第二二二团营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皖西红八十二师师长,红二十八军参谋,第二二四团营长、副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参谋长、副司令员,新四军教导总队第九队队长,第一大队队长兼军部特务营营长,新四军第三支队参谋长兼挺进团团长,第七师副参谋长兼皖江军区副参谋长,沿江支队支队长兼中共沿江地委书记,新四军第七师十九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七师参谋长,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副司令员,华东军区后备兵团司令员,淞沪警备区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公安部队副司令员,浙江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武汉军区副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纪委检查委员会委员。
身为红二十八军指挥员之一的林维先,出生入死,8次负伤,毛泽东曾称赞他为“游击专家”。
1985年7月28日因病在武汉逝世。
戎马生涯
林维先1912年出生在金寨县丁家埠镇。1929年参加红军,1932年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1934年4月任中共皖西北道委领导的红八十二师师长,率部配合主力红军开展反“围剿”斗争,恢复和保卫苏区。同年冬“肃反”时被诬为“第三党”,撤销师长职务,开除党籍。审查时全师指战员冒死作保,
方免于死,充当挑夫。此不白之冤丝毫未动摇其革命信念,不久出任红二十八军二营营长。7月初,随军政委高敬亭、师政委方永乐率部队由舒城芦镇关来到桐城龙眠山,这是林维先首次来到桐城。8月31日,在唐家湾全歼伪桐城县保安大队二百七十余人,击毙保安队付金恒先、巡察队长马骏均;部队在唐家湾吃午饭后,继续往青草塥行进,当行进至纸棚时,与伪桐城县常备大队遭遇,林维先所率的二营将其歼灭。9月,林维先率部在妙道山阻击敌三十二师九十五旅,掩护主力转移,连续打退敌人数次进攻,胜利完成掩护任务。
1935年9月13日,红二十八军经过长岭岗翻越妙道山时,因山势陡峭,唯有一条小道蜿蜒而上,徒步行走都很困难,而红军战士还抬着病重的军政委高敬亭,前进速度更加缓慢。敌九十五旅尾追不舍,当时已追到山下,情况万分危急。
林维先时任二四四团二营营长,他受命率第六连掩护主力向茅山方向转移。妙道山坳口石多树少,难以设伏,林维先率部居高临下,多次打退敌人数次猖狂进攻,主力安全转移了,但第六连的退路却被迂回上来的敌军切断,双方短兵相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林维先令第六连连长带两个排迅速突出重围,自己与副连长邓小东带一个战士都未受伤,后在群众帮助下,回到部队。
1936年3月,红二十八军在在太湖县柴家山召开会议,决定采取“化整为零,集零为整”的方针,以营为单位深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4月20日,时任第一营营长的林维先,主动配合鄂东北独立团,在礼山县老山寨消灭敌一O二师一个营,并吸收70多名被俘士兵参加红军。当晚,一营在大悟山宿营时被敌一O二师包围。在东阳岗据点,林维先率部以训话为名,将保安团一个连全部缴械。5月底到10月中旬,一营三次越过平汉铁路,独立活动,先后拔掉信阳县平林团防局和刘家河据点,捣毁信阳县蔡家河和安陆县赵家棚敌区公所,攻克信阳县猪槽岗和京山县仁和集、谢家寨、大山头、马家河以及随县洛阳店、贯庄、柳林等反动围寨。9月6日,还在浠水县刘家坳歼灭湖北省保安第七团一个营另加一个排。
林维先就是这样率领一个营穿梭于敌人缝隙之间,调动了大批敌人出山,在运动中打了很多漂亮仗,还活捉了从武汉运给养进大别山的敌十一路军秘书长,缴获了大批银元和军用物资。三年游击战争中,在红二十八军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转战鄂豫皖边区,牵制10多万敌人,粉碎敌人的反复“清巢”。身为红二十八军指挥员之一的林维先,出生入死,8次负伤,毛泽东曾称赞他为“游击专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二十八军与豫南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支队司令、林维先任参谋长。新四军四支队是1938年3月上旬东进皖中的,全支队辖三个团,一个手枪团。首战蒋家河口炸毁日军汽艇,打死鬼子10多人,缴枪11支;接着在椿树岗、棋盘岭等处设伏,炸毁日伪军60多辆运输汽车,毙伤日伪军400多人,缴枪200多支,大振了新四军军威。率部队的八团二营、七团三营以及特务营,于1938年5月至11月间,在合安公路桐城段的大小关、范家岗、棋盘岭等处多次伏击侵华日军,歼灭数百人,炸毁敌军军车50多辆,并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凯歌高奏,日寇丧胆。
1940年6月,林维先调任新四军三支队参谋长。7月,建立三支队挺进团,林维先兼任团长。挺进团建立后,首先拔除了无为老牛埠和桐城东乡孙家畈两个日伪据点,并以桐东水圩抗日根据地为依托,相机与日伪作战。其间,林维先亲率挺进团一大队到桐南破罡地区活动,攻打了土顽陶洪根大队,歼其一部。到9月间,在中共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密切配合下,林维先率领的挺进团经过十多次战斗,扫清了桐东三官山外围的土顽据点,初步形成了以三官山为中心桐城、庐江、无为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林维先任新四军第七师挺进团团长。3月中旬,林维先率挺进团进入大别山区,在桐城、潜山、怀宁、舒城、霍山、岳西等地开展革命斗争。7月间,挺进团在桐西建立了以蒋潭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并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发展抗日武装,该地区原国民党桐城县联防大队大队长叶树槐和县常备队中队长张振中所领导的两支队伍,就是在挺进团的统战工作争取下起义,改编成新四军游击队。
1942年春,挺进团与桐怀潜独立团合编为新四军第七师五十八团,林维先调任第七师副参谋长。1942年2月,林维先任新四军第七师沿江支队支队长兼政治委员,该支队辖独立、桐东、桐西、白湖、舒庐五个大队和直属特务连,并指挥巢南大队。与此同时,成立了中共沿江地委,林维先任书记。沿江地委辖白湖中心县委、沿江中心县委和桐怀潜中心县委。
1943年春,中共华中局为了保卫皖中根据地,在沿江地区组建了沿江支队,下辖6个大队(营)和一个直属特务连,林维先任支队司令。同时成立了中共沿江地委,林维先兼书记,下辖三个中心县委,担当起保卫新四军七师机关和皖江区党委的安全,坚持和巩固沿江根据地,开辟江南的贵池、东流等根据地和接通与中原新四军五师联系的任务。1943年下半年,沿江支队由原来六个大队扩大为三个团,战斗力大大加强。但国民党反共高潮愈演愈烈,皖江地区顽军一七一师、一七六师、一四四师、五十二师、新七师等代替了日军的势力范围,公开向抗日根据地进攻,仅11月份,就发动进攻12次之多。
1945年夏,沿江支队改编为新四军七师十九旅,林维先任旅长,直至抗战胜利。解放战争初期,任华东军区七纵队副司令员,转战苏鲁,参加宿北、鲁南、莱芜等战役。民国37年秋,任华东军区后备兵团司令员,在鲁中南的广大地区开展支前工作。两个月内,动员8万多农民参军,筹集1万多辆骡马大车和数百万公斤粮食,支援前线。1949年上海解放,任淞沪警备区副司令员,分管内部保卫工作。
上海解放初期的斗争形势非常复杂,反革命活动极为猖狂,仅1949年8月份一个月中,匪特活动就达161起。因此,当时淞沪警备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反特。1950年4月27日午夜至次次日5时,共捕获敌特分子、反革命分子8826人,占预计捕数的90%,这次大搜捕行动迅速,成绩显著,很多罪大恶极、有多处别墅的反革命分子都被捉拿归案。人民解放军刚进入上海时,反动派曾预言,上海是个大染缸,解放军红着进去,黑着出来。为此,警备区党委专门召开会议,作出防骄、防腐的决议。林维先处处以表率行为影响全体官兵。在他的带动下,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机关干部也经常到基层调查研究,帮助基层解决问题。
1950年11月19日,华东军区公安部队成立,淞沪警备茶馆领导机关改成华东公安部队领导机关。这时,盘踞华东沿海岛屿的国民党军队不断发出“反攻大陆”的叫嚣,经常对大陆沿海进行骚扰破坏活动,华东公安部队投入四个师又四个团的兵力对沿海岛屿进行守备。
林维先为了掌握第一手海防资料,多次深入沿海岛屿考察地形,调配兵力,歼灭了柬锭、南鹿、洋屿、鸡寇山、彭湾、西洋岛、头门山等20多个岛屿上的股匪;并乘胜追击,击溃了胡宗南部“反共救国总队”、“海南第三突击队”、“国防部反共救国军”、“东南人民救国军”、“中华民族讨逆军”等20多个反革命武装组织,歼敌3400多人,击落敌机两架,击沉敌舰3艘。
1955年1月,林维先协助张爱萍指挥解放军首次陆海空联合作战,解放一江山岛。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后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武汉军区副司令员。
1953年,林维先任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后,十分重视沿海岛屿国防工程建设。他到大陈岛视察时,发现岛上还有不少国民党军撤离时埋下的地雷未排除,不顾个人安危,坚持查遍全岛各要塞部位。林维先幼时家贫,未能上学,参加革命工作后,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学习文化、理论、政策和军事知识,终于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具有较高理论修养和丰富知识的优秀指挥员。著有军事回忆录《敌后三年》。
1981年3月,林维先承担中央军委交办编写《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史》的任务,他想到曾经战斗过十年之久的桐城看看,然因多种原因,这个愿望未能实现。
1982年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84年退居二线。仍积极热情地承担中央军委赋手他主持编写《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战史》的任务,先后5次带领编写人员到鄂豫皖3省的31个县调查核实58次战斗情节,如期编成,留下了珍贵的革命斗争史料。1985年7月在武汉病逝。聂荣臻元帅在其基前悬刻的一块石匾上,亲笔题写了“游击大师”四个大字。
游击专家
概述
1938年2月中旬,林维先和支队司令高敬亭到武汉中共长江局开会时,长江局副书记周恩来向书记王明介绍高敬亭和林维先说:“这两位是大别山苏区赫赫有名的游击专家!”,1955年春节前夕,毛泽东主席到浙江省视察,听到了时任浙江省军区司令员的林维先汇报民兵工作后,又说:“你不但是游击专家,还是民兵专家呢!”且看这游击专家是如何游击的。
声东击西
1934年春,敌人对皖西苏区进行重点围剿,总兵力达16个团,占领了所有集镇和较大的村庄,封锁交通要道,建筑大小碉堡。中共皖西道委书记郭述申鉴于敌人对皖西重新围剿的严峻形势,决定由红82师掩护中共鄂豫皖省委机关和红25军军部向鄂东北转移。时任红82师师长的林维先和政委江求顺认为:省委和红25军军部去鄂东北,向东,从长岭关走最近,但这里是敌人重点防区,关东边属敌25路军防区,有其65师两个驻守,关上有东西防区部队各一个营驻守,而且周围30里之内,都有大批敌人主力部队驻防,可随时增援。
省委和红25军军部,本身能作战力量不过一个营,要想从这个最近的关口过到鄂东北去困难很大。向西,要从沙窝、新集过鄂东北去,虽然敌人防守兵力相对少些,但要多走一半路程,万一目标被发现,将会被四周之敌包围,危险性更大。最后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林维先征得道委书记郭述申和省委及红25军领导的同意,将红82师(仅辖三个营和一个手枪队、一个交通队)一分为二,政委江求顺率一营和手枪队向沙窝、新集方向游击,造成省委和红25军军部由沙窝、新集向鄂东北转移的假象,引诱敌人向西追击,只要把敌人追剿部队调走,省委和红25军军部转移压力会大大减轻;林维先率二、三营和交通队带领省委和红25军军部昼伏夜出,向长岭关运动,力争速战速决,强过长岭关,向麻城方向疾进,返回鄂东北七里坪老苏区。
果然不出所料,当江求顺政委率领一营和手枪队向沙窝、新集方向活动时,敌总指挥梁冠英率25路军追剿队一个旅跟踪追击,东线之敌相对减少。因为当时是划区清剿,敌各驻守部队基本是原地防守作战,红军只要跳过某一防区到敌另一防区边缘,两边敌人都不愿管,就算暂时安全了。唯有追剿部队,不分防区界限,可以畅通无阻的追剿作战。林维先探知敌追剿部队西去,迅速由莲花山率部带领省委和红25军军部向长岭关疾进,午夜到达长岭关东侧。凌晨二时,林维先亲率二营,攀登悬崖,直捣敌关上驻军,命三营和交通队乘关上激战,关东之敌向上增援时,带领省委和红25军军部由关左侧碉堡前过关,敌碉堡如有火力封锁,就喊话说是25路军追剿队,蒙过关去,蒙不过去,打也要打过去。


林维先率二营攀登上关,迅速歼灭了敌哨兵,两营驻敌还在梦里,大部被歼。这时关东西两边守敌听关上枪声,纷纷向上攻来,林维先指挥全营向两边还击,这时三营和交通队带领省委和红25军军部从敌碉堡下面冒充敌25路军追剿队,顺利过关,林维先引诱关东西驻敌接火后,率部从右侧悄然离去,尾随已过关的省委和红25军军部向麻城方向转移。关东西之敌夜战近一个小时,才知道是误会,便收拾各自尸体撤回各自防地。梁冠英、刘茂恩两位司令官得悉后都大为恼火,在电话上对骂起来,都说对方是瞎眼狗,只会咬自家人,不会咬红军。这个故事,在敌军中传为笑柄。这一仗打得漂亮,受到鄂豫皖省委的通报表彰。
当挑夫抬担架
林维先率二、三营掩护红25军转移鄂东北后,又向西绕了一个大圈子,打了长竹园、四姑墩、叶家墩等地方保安团,在商城西余集与师政委江求顺率领的一营和手枪队汇合。一个月后,皖西之敌又转向鄂东围剿,省委机关又回到皖西,在听信了少数人对皖西苏区的片面回报,对皖西进行了错误肃反,道委书记郭述申被撤职,江求顺等一批英勇善战的红军领导干部被错杀,林维先被打成第三党骨干分子,即将处以极刑时,全师官兵痛哭作保,才免一死,被罚到苦工队抬担架、当挑夫。很多人为他鸣不平,他说:“为革命抬担架、当挑夫也是光荣的,也照样游击敌人。”
1934年冬,由于鄂豫皖省委的“左”倾领导,打了很多败仗,曾发展到13000多人的红25军,战死,冤死,只剩下3000多人了,面对10多万敌人的围剿,难以支撑,便根据中央命令,于11月16日,以北上抗日名义,离开鄂豫皖苏区,走上了长征道路。被留下的皖西道委书记高敬亭,为了坚持大别山苏区斗争,将地方武装和一些体质稍好的伤病员集中起来,组成了有800多人的218团,下辖两个营和一个交通队、一个苦工队(肃反被处置的红军干部为部队当挑夫、抬担架)。林维先就是这个苦工队里的一员。红25军撤离苏区后,仍有近10万敌人在苏区围剿。
蒋介石下令大别山苏区驻敌各头目,限令以三个月内,完全剿灭大别山残余红军。当时高敬亭组织的218团,不但枪支弹药缺乏,连吃粮也很困难,被敌人分割得只剩下七零八落的小块根据地。由于敌人烧杀抢掠,到处是田园荒芜,庐舍成墟,饿殍遍野,尸骨成堆,人民群众大都靠吃野菜、树皮度日。高敬亭觉得首先解决的是军民吃饭问题,便命令218团带领苏区200多名群众到霍邱南乡产粮地区的白塔畈打粮。12月4日午夜出发,天亮时到达目的地。团长罗成云、政委熊大海带领部队和打粮群众分头找大地主、富农粮,交通队(当时主要是看管苦工队的一个排兵力)带领苦工队隐蔽在山坡丛林里向北警戒可能由霍邱、六安来犯之敌。
下午二时左右,驻霍邱大顾店的安徽保安第三团,闻报白塔畈有红军活动,便来进攻。保安团历来是怕和红军作战的,但白塔畈是他们的防区,如不应付,也不好向上司交待,所以进攻也不是很大胆的。其前锋一个连慢慢悠悠、左顾右盼试探前进。离苦工队一千多米时,林维先向交通队队长吴大友说:“敌人来了,看样子好象是保安团,他们历来是红军手下败将,你们把枪给我们,我们跟他们干(当时苦工队80多人,每人只有一根扁担,没有枪支),冤死不如战死,战死了还算烈士,冤死在自己的队伍里算啥呢?”林维先的话,既刺激了交通队,又鼓舞了苦工队,大家齐声说:“和敌人拼了!”林维先本来就是优秀的指挥员,很受大家尊重,交通队长吴大友原来又是林维先的部下,便说:“林师长,你指挥我们干,等主力也来不及了。”林维先一面命交通队派员找罗团长、熊政委报告敌情,一面命交通队一部向前面山林运动,切断敌人退路,苦工队等敌人靠近时,冲向敌群,让敌人火力展不开,和敌人格斗。

林维先故居

敌人先锋连看没有红军动静,便大着胆子前进,有的还哼着小调。当进至苦工队隐蔽山坡时,林维先一声喊“冲呀”,几十条扁担在敌群中左劈右砍,和敌人厮打在一起,敌人火力无法展开。这时交通队从背后杀来,打得敌人昏头转向,拼命逃窜,一个骑马的敌军官看林维先只拿一条扁担,举起手枪就打,林维先就地翻滚至马下,一扁担将敌人打下马来,接着又是一扁担,敌人脑浆迸裂,一命呜呼。林维先缴了他的手枪,撕下他的符号一看,原来是敌上尉连长。这时团长罗成云、政委熊大海率一个营增援而来,将逃敌追至下骆山,被歼大半,后卫之敌惧怕被歼,望风逃回大顾店。傍晚,打粮队挑着几百担粮食,缴了一百多支长短枪,胜利而归。特别是苦工队每人都缴了一支枪,高敬亭特别高兴,摘掉了苦工队的帽子,编为218团第三营,林维先任营长。“抬担架、当挑夫,也能游击敌人”是真的。
转战大别山区
调虎离山
1935年2月,鄂东北独立团近千人来到皖西,高敬亭将其与218团合编,成立了红28军,下辖三个营和一个手枪团,全军1800余人。林维先任一营营长,经过一年的游击,歼敌8个多团,红28军发展到2500多人,并恢复了一些农村根据地,建立了十多支便衣队,总结了一些成功经验。如“敌情明、地形好,缴获大就打,敌情不明、地形不好,缴获不大不打”的“三打三不打”原则和“伪装歼敌”、“杀回马枪”、“化整为零,集零为整”等。
1935年,由于蒋介石一再限令以鄂豫皖剿共头目“三个月”、“五个月”肃清大别山红军逐次破产。
1936年初,又调第四次围剿大别山苏区的第6纵队司令卫立煌来大别山担任剿共头目。卫立煌上任后,除了重新划分清剿区,增设碉堡和增加追剿队外,并强化地方反动政权,强迫群众订立“五家连环保”,一家通共,五家连座,实行所谓“军政兼施”,要“在最短时间内完全肃清大别山残余红军。”红28军政委高敬亭在全军营以上干部会议上说:“敌人万变不离其宗,你清你的剿,我游我的击,你到深山清剿红军,我到平原游击你的后方,你成块清剿,我分散游击,你分散清剿,我集中游击,打得赢坚决打,打不赢坚决不赔本。”要求大家献计献策。林维先说:“我同意高政委的意见,敌人从四面八方开进大别山,我们集中游击搞不过敌人,应分散活动。最好抽出一支队伍远离大别山,西出平汉路,造成红军主力向西追随红25军的气势,诱敌一部离开大别山,便于红军游击。”高敬亭十分欣赏地说:“这是一条调虎离山的妙计”。
便命林维先率一营执行西出平汉路的任务。留在大别山的红军以营为单位,分散活动,四面开花,按照“三打三不打”的原则广泛游击,让卫立煌“最短时间完全肃清大别山残余红军”的计划再次破产。3月13日,林维先率全营从金寨抱儿山出发,穿山越岭,遇弱敌猛打一阵,遇强敌绕道而行,三天三夜,大小仗打了10多次,3月17日,到达了湖北孝感平头山,隐蔽休息。林维先一营一路冲杀,敌军果然以为红军主力要跳出大别山。卫立煌急令东北军102师、103师追击,令孝感保安团堵击。这时敌103师309团已进至平头山北侧,林维先命令一连连长雷文学率一连绕道敌后边打边退,造成红军返回大别山的假象。敌人果然中计,当雷文学边打边撤到刘家坳丛林里隐蔽起来,敌以为红军被撵回大别山,便向卫立煌报告说:“在平头山,歼灭红军200多人,匪首林维先被击毙,余部窜回大别山。”林维先率二、三连,在平头山隐蔽一天一夜,刚过平汉路,遇孝感保安团阻击,林维先命二连火速前进到适当地方杀回马枪,自己率三连在敌后牵制,前后夹击敌人。
这时雷文学率一连也从后面攻来,敌疑为被红军主力包围,阵脚大乱,被分割歼灭近半,余部四散逃去。林维先率全营在吴家湾休息,第二天刚吃过早饭,派出侦察的同志回来报告说:“青山镇昨晚驻有一个连敌人,押着一百多个民夫,挑的都是军用物资,往大别山25路军总部运送,为首的像是个大官,还有一匹马”。林维先高兴地说:“好,敌人给我们送礼来了,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大后方,不会有红军,所以毫不畏惧。”立即命全营作好战斗准备,隐蔽在青山镇东边山林里,争取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上午10时,敌人大摇大摆的押着民夫向大别山行进,为首的那个“大官”,骑着一匹白马,很是威风。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时,林维先一声喊打,各种火器一齐向敌人射杀,敌人怎么也想不到在这大后方会遇到红军,仓惶应战,林维先率全营冲入敌群,打得敌人丢盔卸甲,四散逃跑,那个骑马“大官”刚跑出不到百米,雷文学叭的一枪,将马击倒,便跟着追击。被摔下马的那个“大官”大概是腿吓软了,爬起来跑两步又摔倒,被雷文学活捉。经过审问,原来他是25路军后勤部长,叫王国珍,是从武汉押运给养回大别山的。这时民夫已跑光了,林维先看缴获的都是银元、服装、药品,还有一叠崭新的25路军通行证,高兴地说:“这回我们可发财了,回大别山也有通行证了。”
伪装歼敌
林维先率一营远离大别山活动了一个多月,歼灭了敌人区、乡、保武装200多人,缴枪100多支和大量银元,5月中旬,准备回大别山与高敬亭汇合。林维先叫大家换上敌人服装,揣着25路军通行证,押着王国珍,大摇大摆地到一个叫陡门港的镇上休息。为了麻痹敌人,林维先晚上故意集合战士们训话,高声说:“红28军已进入桐柏山区,很快就会和红25军汇合,我们后卫队一定要在两天之内与主力汇合……”夜里又故意放松警戒,让王国珍逃跑,回大别山报信,引诱敌人出山,减轻大别山红军压力。
25路军总司令梁冠英得到王国珍情报后,立即向卫立煌报告,说红军主力撤出了大别山,向红25军靠拢汇合。卫立煌命刘茂恩64师、东北军102师向平汉路西追击。林维先在陡门港休息两天后,绕了一个大圈子,经应山、安击回返大别山,行至黄岗白羊山口,突然从树林里钻出两个敌哨兵,喝问林维先是哪一部分的,并问口令。雷文学上前拍着胸前的符号说:“你眼瞎了,我们是25路军进剿队!”并问哨兵是哪一部分的,敌哨兵看佩戴少校军衔的雷文学的威风,士气已减了三分,回答说是64师192团第三营,奉命在这里堵击红军的。
雷文学命一个哨兵去找他们营长前来会话。不一会敌营长来了,后面跟了一个排武装,看来敌人警惕性还是很高的。雷文学递过25路军通行证,指着佩戴上校军衔的林维先说:“这是我们团长,我们是25路追剿队,昨天奉命来这里追剿红军,请你们配合!”林维先威严地说:“你们发现敌情了没有,听说昨晚有一小股红军从这过!”敌营长说:“没有发现有红军活动。”雷文学火冒三丈地说:“妈的,你们64师都是饭桶,前天我们从武汉运给养的一个连就在你们这被红军截去的,你们还说没有发现红军活动,恐怕红军在你们眼底下,你们也认不出来!”林维先说“据我们侦察,这股红军就隐蔽在白羊山周围,你立即集合部队,配合我们清剿,贻误战机,是要军法处置的!”追剿队一向是见官大三级,敌营长哪敢怠慢,立即集合部队,请林维先训话,可敌人刚集合起来,一营300多支枪口已对准了他们,雷文学的手枪已抵住敌营长后脑勺。敌人正莫名其妙,林维先说:“我们是红军,缴枪不杀,愿当红军的欢迎,不愿的发路费回家!”敌人看反抗只是死路一条,便纷纷放下武器,成了红军俘虏。
林维先处理了敌人几个营连干部,其余全部解散。七月中旬,安全返回大别山,在金家寨的熊家河与高敬亭汇合。林维先这次出击平汉路,带走了大别山10多个团的敌人,恢复了大片根据地,红军发展到了3000多人。全国抗战爆发,共产党咯全国军民一致抗日,蒋介石才不得不停止了对大别山红军的进攻。林维先这位游击专家走上了抗日前线,驰骋皖中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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