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刘培善

人物简介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湘赣游击大队青年干事,茶陵县独立团连政治指导员,江西省安福县独立营政治委员,湘赣红三师第三团政治委员,湘赣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湘赣第一支队政治委员,独立团政治委员。参加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政治委员,苏北指挥部第二纵队政治委员,第一师二旅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十兵团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副政治委员,福建军区副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履历
刘培善1912年9月4日出生在湖南省茶陵县七地乡枧田村石屏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参加农民协会任中队长,并任少先队队长。
1929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12月调任茶陵县独立团连政治指导员。
1932年1月至1933年1月任江西安福县警卫营政治委员。
1934年2月任湘赣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科长。
1935年7月至1936年1月任湘赣边游击司令部第四大队大队长兼政治委员。
1936年1月至12月任湘赣游击司令部第一大队政治委员。
同年12月至1938年1月任湘赣红色独立团政治委员。主力红军长征后,在湘赣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
全国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1月至1939年春任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副团长。
1940年7月至1941年2月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二纵队政治委员。
1941年6月至1942年12月任新四军第一师第二旅政治委员。
1943年4月到延安出席七大。同年10月至1945年8月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参加整风运动。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12月至1946年8月任华中第五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1946年5月至1947年1月任华中野战军第十纵队政治委员。
1947年4月至1948年6月任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副政治委员,1948年6月至1949年2月任政治委员。
1949年3月至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二十八军政治委员、中共第二十八军委员会书记。
1949年6月任中共福建省委委员。曾兼任福州市军管会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950年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兼福建军区政治部主任。
1950年3月至1952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兼福建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等职。
1951年12月至1954年8月任福州军区党委副书记,1954年12月至1956年7月任第二书记。
1952年4月至1967年5月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务委员。
1956年10月至1959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
1959年11月至1968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1956年10月至1958年4月任福州军区党委第二书记。
1958年4月至1968年5月任福州军区党委第三书记。
1961年2月至1966年冬任中共华东局委员。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是中共七大正式代表,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1968年5月8日被迫害致死。
后平反昭雪,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78年5月福州军区为其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


社会评价
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无一例外在华中党校留影。
1947年春天,莱芜大捷后,解放军在胶济路北章邱县休整,渤海部队前线指挥部率七师、十一师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当时刘培善分工直接领导管理机要工作,也就在机要科过党的小组生活。刘培善的工作很忙,虽然是个副政委(政委是渤海区党委书记景晓村,他没有到部队就职),但实际上负责领导全面工作。部队准备开过胶济路南打大仗,各项工作都十分紧张,刘培善还经常来机要科参加党小组会。有一次,战友见他实在太忙、身体又不好,需要休息,就没通知他。事后,刘培善责问道:“为什么不通知我?是不是我就可以特殊?在党内没有什么首长,都是一样平等的。以后开会一定不能不告诉我,如实在不能来我就请假,无故不来是应受批评的。”
初次开会,大家都先作自我介绍,介绍过后,刘培善向大家征求批评意见,问我们有否听到一些对他的反映,但一分多钟过去没人先开口,他不耐烦地对着刘德元说:还是你开个头吧!刘德元见他急切诚恳,就冒出一句:“您从南方部队刚来不久,大家对您还不熟悉,只听到人说:看您的样子很严肃,眼睛瞪得大大的,有点可怕,不敢同您接近,其他还没听到过,以后听到再向您汇报吧!”他摇一下头,说:“不是汇报,而是提批评意见。”他吸了一口烟又说:“我的样子么,是不大好看,是妈妈生成的这个样子,恐怕难改了吧?能怪我吗?”大家听了不禁笑出声来。他的幽默立刻消除了大家对他的距离。后来他还常到机要科看看,问长问短,同大家促膝谈心,有时也找人下棋、打扑克,很快和大家成了朋友。
需互勉
机要科初建时,华东军区司令部派来袁震寰、顾阳光、陈世培、张健、殷云生等几个南方干部,他们刚到山东,不习惯吃小米,不熟悉山东风俗习惯和北方话,对北方干部的作风也看不习惯,同志间有时发生误会,有的人不安心,想回南方部队去,有的人发牢骚,认为自己在这里是不受欢迎的人。刘培善知道后,亲自出面做思想工作,建议开党的小组会,让大家把意见都摆出来,不要在背后议论。在政委的耐心教育下,机要科科长首先向新来的南方同志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对刚来的同志关心不够、要求过高、批评方式态度不好,表示以后要注意改进,南方同志也检讨了自己有意见没有好好地提出来,有自由主义,以后要改正,并表示服从分配,安心在十纵工作。大家诚恳地交谈以后,再不说你们、我们怎样怎样,都改成咱们、我们大伙儿了,从此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搞好团结,互相支持把工作做好。因为刘培善调查分析了机要科同志间的关系问题,纯粹是些非原则性的小事引起的,实际上不存在什么宗派主义、亲信非亲信、嫡系非嫡系的问题,所以强调通过学习共产党员修养和毛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化解了矛盾。
无名英雄
不少机要人员羡慕打仗立功的战斗英雄,认为自己天天跟10个码字打交道,干不出名堂,不安心本职工作,因而要求到战斗连队去。情况反映到刘培善那里,他百忙中来找机要人员谈话,说明机要工作的重要性。他说机要部门是党的一个重要部门,就像处在一个人的心脏部位,起着神经中枢的作用,这个工作干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胜败,是事关全局的重要一环。选你们干这个工作,是党对你们充分信任,应当感到光荣,努力干好它。绝不能妄自菲薄,轻视这个工作。这是一项秘密工作,你们的成绩不能公开宣扬,是无名英雄,有成绩党知道就行了,要甘心当一个无名英雄。他介绍苏联的小说,要人们学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学习中国的吴运铎……随后,我们向政治部随军书店购买和向其他同志借来了这几本书轮流传阅了,大家思想受到启发鼓励,逐步克服了不安心机要工作思想,有的同志表示甘心当一辈子无名英雄。


处理事故
纵司机要科张锦川科长的密文皮包在过黄河时丢失,落入敌手,给党造成了重大损失,他受到留党察看、撤职查办的处分。刘培善认为自己有领导上的责任,请求了通令警告处分。他还亲自调查处理这一事故,直接带机要科几个组长找知情人谈话,详细查问了过黄河时被敌人包围和突围的经过,也多次询问张锦川科长,文件包中所失密件的内容和数量,但没有用任何逼供手段,没有伤害同志感情。这次事故对我们全科同志是一次严肃的深刻的教育,为以后几年的保密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没再发生失密泄密事故。
知人善任
1947年秋、冬,华东给十纵分配了机要科副科长和科长(谢光和余杰)。他们初到时,刘培善都找他们谈话,向他们介绍机要科工作和干部情况,也让我和其他组长旁听和汇报情况,他亲切地对谢光、余杰说:你们都是南方部队,新四军中的老同志,到十纵队和北方同志一道工作,要了解同志的情况,注意发现优点向他们学习,如团结上搞不好,你们科长应先检讨,我要先查你们的责任,尔后再批评下级同志。你们各有长短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团结一致共同克服困难,战胜敌人。科长的任务是了解情况、出主意,用干部,就要发挥干部所长,克服和回避干部之弱点,扬长避短。据此精神,科长和支委商议后对干部提出分配使用方案:着工作能力较强的袁震寰、杨嵩以编密本为主,着汉字较清楚的李树森、周树基以抄底本为主,着记字多、快的殷云生、陈世培以译电为主,着工作细心知识较全面的同志以审核办理电报为主,着办事敏捷、关系较熟悉的同志以行政事务为主,着独立能力较强比较有战斗经验的韩芳桂去执行侦察任务,着身体有病、虚弱的周树基、张助臣、袁震寰去后方留守处边工作边养病。大家各得其所各尽所能,较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受到首长和兄弟单位的好评。
无微不至
机要人员在刘培善和其他领导同志关怀下,政治待遇是较高的,他们有时可以看重要会议文件电报、听重要报告。如陈毅、邓小平作报告时机要科的组长也同团级干部一道听。目的是让机要人员提高觉悟更快一点,革命人生观树立得更早、更牢固一点,成为真正可以信赖的人。
刘培善常对身边人员说:机要工作很重要,机要人员很辛苦,参谋长和各科科长们要经常关照机要人员的安全、身体和生活情况。为了减轻机要人员行军时的负担,按规定配备了科长、副科长的乘马,机要组长、老机要员有驮骡,对工作负担特重、疲劳过度、或生病的同志尽量让他们骑马行军。还配备了运输员挑行李或办公用品。住宿和行军时,位置要靠近首长,不能相隔太远。遭敌机轰炸扫射时,及时派人问候机要人员安全情况,检查防空洞准备的怎样?行军时特别在途中休息时,检查机要员到齐了没有,防止有人因瞌睡,丢在后边。在分配胜利物资,分享胜利果实时都不忘给机要人员一份。甚至首长把分给自己的食品和衣物送给了机要人员。
刘培善政委常对我们说:你们机要部门有两个任务:一个是首先把当前工作干好,二是抓紧学习,提高政治、文化水平,加强锻炼,准备将来为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随时准备听从党的调遣。当然,稳定机要人员的情绪安心从事钻研业务是第一位的,这很重要,但也要有全局观点和有远见,新陈代谢是一种规律,干部不能永久固定不动了。根据形势发展,工作需要和干部的发展水平,1947年秋季和冬季,上级作了一番干部调整,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使机要科更激发出青春活力,成为纵司机关的一个朝气勃勃的单位。形成内外交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好环境。为打好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作了组织准备。
1964年夏季,刘德元应邀带领省地、市委译电能手参加了福州军区机要局召开的前线三军机要译电比武大会,会中,军区首长刘政委、皮副司令、周参谋长接见大会代表,由卓局长介绍各地带队干部,快介绍到我时,先说:这个人是刘德元,我早就认识了,不然,人们一定会骂我是一个“死官僚主义者”。话刚说完引起了一阵笑声,人们交头接耳议论,“刘培善委记性真好,可见他平时对机要人员很关心”。因而感到做机要工作是光荣的。更安心热爱事业了。
婚姻家庭
刘培善17岁参加工农红军,戎马一生,浑身虎威,但长期从事政治工作又磨练出他粗中有细的性格,感情世界更是十分丰富。
刘培善和左英是1945年在延安结婚的。那时候,他们都是中共七大的代表。七大开幕前,从全国各地来的代表们先集中在中央党校学习文件,刘培善和左英一起被编在第一部华中第二组。刘培善担任组长,是左英的顶头上司。左英是从上海投奔解放区的知识分子干部,模样文静秀气,身材苗条,举止端庄,有着一种优雅的气质和风度。刘培善第一次见到左英就爱慕不已。在学习小组里相处了一段时间后,他已把左英的形象刻在心灵上,再也抹不去了。
在中央党校学习没多久,学习班几个已婚的女同志,受刘培善和组织的委托,纷纷来找左英说合了。但左英对由组织上安排这一对、撮合那一对甚至带着点强迫命令的做法,从心底里反感。所以,无论谁来说合,她都拒绝了。但是刘培善办法多,他知道强扭的瓜不甜,就采取了迂回的战术,向陈毅司令员搬救兵,请老首长出面说几句好话。陈毅一听说刘培善要追求左英,哈哈大笑,称赞道:“你好眼力哟?这个媒人我当定了。”陈司令员马上叫人给左英带去口信说:“我陈毅向你拍胸脯担保:刘培善是个好同志,我了解他。请你多考虑考虑,千万不要错过了好姻缘哟?还有什么想不通的,尽管来找我聊。”


接着,蔡畅大姐也出马了,她叫人约来左英谈心。在延安,蔡畅大姐是有名的月老,热心促成了许多人的好事。左英把心里话全都掏给了蔡大姐:“我承认刘培善是好同志、好领导,但我们的性格和生活习惯不同,就是结了婚弄不好也还会离婚,既要离婚还不如不结婚。再说,我热爱我的医务工作,若叫我牺牲自己的事业专门去照顾对方,我不愿意。”“你有事业心,我很高兴。”蔡畅大姐针对左英的顾虑鼓励说:“我最反对当‘夫人’了。革命队伍中的夫妻,不只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也是革命征途上的伴侣和战友。革命的目标一致,是双方产生爱情的基础。我看你和刘培善挺合适的。”蔡畅和左英足足谈了三个小时,左英的心终于被说动了。
刘培善得到左英已松口的“情报”,便抓住时机主动出击了。第二天,左英去河边洗衣服,突然听见身后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她回过头一看,原来是刘培善,她的脸立刻发红了。“小左,”刘培善窘迫地叫了一声,脸色也跟着发红了,胸脯起伏,额头冒汗,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想和……你……”看到战场上叫敌人闻名丧胆的虎将,在自己的面前竟然如此羞涩不安,左英的心头泛起了一股甜蜜的滋味儿。她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只见刘培善猛地双脚并拢,“啪”一声向她立正,举起右手敬礼说:“小左同志,我保证改掉口头禅‘他妈的’,保证不会影响你的事业。”在七大结束后的1945年7月1日,刘培善和左英在延安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此后,他们转战南北,始终没有一个安定的家。
新中国成立后,刘培善和左英终于在福州有了一个安定的家。但是,天有不测风云。1950年,左英因车祸受了重伤,强烈的脑震荡、双侧股关节粉碎性骨折,只差点没把命丢掉。当时,刘培善是福建省军区政委,正在前线指挥剿匪战斗,得到消息后,他立即赶回福州。组织上决定送左英去上海治疗,刘培善百事缠身不能陪同妻子,他赶紧给华东局卫生部挂电话,请求无论如何要医治好左英。这年左英才32岁,她的道路还很长很长啊?
一天中午,左英从朦胧中醒来,感到浑身痛苦难忍。她伸手抹了一把脸,睁开眼,一张魂牵梦萦的熟悉面孔突然跳进了她的眼帘。“是你?”她立刻睁大了眼睛。果然是他?刘培善正坐在她的病榻边,两眼脉脉含情地注视着她……左英来不及多想,只感到心头一阵阵发热,兴奋地叫了一声:“培善?”忘情地伸长双臂勾住了丈夫的脖子。“别动,躺着别乱动。”刘培善强露笑脸,轻手轻脚地扶妻子重新躺好。她端详着丈夫的神情问:“你突然来,是不是因为我……”
刘培善点了点头,语气沉重地说:“华东局卫生部的崔部长叫我来,说你的病情万一恶化,只能保命不保腿,高位截肢要我同意。我相信医院的党组织,请崔部长全权处理,你不反对吧?”几个月来,左英在病榻上不止一次地想过,共产党员活着就要为革命干工作,如果自己长期卧床不起,白受人民的供养,倒不如死了的干脆。她叹了口气,下意识地说:“如果真要弄到这种地步,你要干的革命工作还很多,我绝不拖累你。”“你这是什么话?”刘培善猝然变色,“我们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你难道还不了解我吗?”接着,他又放松了语气说,“你不要胡思乱想,现在首要的任务是把病医治好。”
一个多星期后,左英收到刘培善从福州寄来的信:“无论你伤残怎样了,我对你的爱情始终如一,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绝不会改变。”左英把信紧紧地贴在胸口上,泪珠涌出了眼眶。“我不能死,也不能成为党、人民和丈夫的累赘”凭着这样一股坚定的信念,左英终于战胜了车祸带给她的伤残,顽强地站立起来了。她的身上套着钢护肢架,走上了福建省卫生厅厅长的工作岗位,继续为党和人民工作……
1968年5月8日,刘培善在“文革”中受尽侮辱后含冤去世。左英痛不欲生。当时她也是天天在挨批斗的“走资派”,身心的痛苦超过车祸千万倍。但她相信黑暗一定会过去,光明一定会到来。她顽强地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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