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

人物简介
旷伏兆(1914—1996 ),江西省永新县人。少时学徒做裁缝工人。1929年参加革命,曾任文雅乡工会委员,县模范团大队长。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八军第七十团班长、红六军团第十八师卫生部政治指导员、第十七师新兵营营长、龙桑独立团政治委员、红六军团第十六师四十六团副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山西省方山县委书记,山西战总会第二支队副支队长,八路军冀中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委员,冀中军区警备旅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十军分区政治委员兼中共地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补训兵团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第六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第一纵队政治委员,第二十兵团六十七军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兵团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铁道兵第二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6年病逝于北京。是第三、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中共第十二次、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旷伏兆中将是地道战的创始人。
大事年表编辑
1914年1月27日生于江西省永新县文雅(今埠前)心田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0岁时到邻村裁缝店当学徒。
1929年10月参加文雅乡工会,投身革命。先后任文雅乡工会委员、县模范团大队长。
1932年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3年3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6军团第18师卫生部、军团保卫局保卫队政治指导员,第17师连政治指导员、新兵营营长,龙桑独立团政治委员。参加湘赣、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作战和长征。
1937年1月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
1937年7月后,历任中共山西省方山县委书记,山西省战地总动委会第2支队副支队长。
1939年1月任冀中军区第一军分区、警备旅政治委员。参加了百团大战及冀中区“五一”反“扫荡”作战。
1943年2月任晋察冀军区第十军分区政治委员兼中共地委书记。在北平(今北京)、天津、保定地区领导抗日军民创造性地开展平原游击战、地道战、地雷战,灵活机动地打击日本侵略军,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1945—1949年,先后任晋察冀军区补训兵团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第6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1纵队政治委员、第67军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平津战役、太原战役。
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7军政治委员,第19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等职。参加1951年夏秋季防御作战和1953年夏季进攻战役。停战后,组织部队落实战备工作,大力帮助朝鲜人民恢复生产。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1956年10月任十九兵团政委。
1958年4月,旷伏兆率第十九兵团奉命回国。回国后入高等军事学院学习。
1960年4月任国家地质部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组织领导地矿、石油资源勘探工作。
1975年10月后,任空军副政治委员、铁道兵第二政治委员。期间,大抓飞行员的政治思想工作,认真做好清查和落实政策工作,积极恢复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出撤销铁道兵建制,把铁道兵并入国家铁道部的决定后,认真研究安排铁道兵撤编的有关事宜,组织机关、部队保持良好的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善始善终地做好工作,既保证了部队当时所担负的工程任务按期完成,又保证了部队顺利并入铁道部。
1983年5月,调解放军离退休工作领导小组任副组长。
1988年7月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6年6月4日在北京逝世。
红军时期
1914年,旷伏兆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埠前镇心田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28年6月,红军来到永新,永新的革命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十四岁的旷伏兆怀着满腔热情参加了革命,并被推选为乡工会委员,先后担任了乡工会副主任、少年先锋队队长等职。1932年3月又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带领8名共青团员集体参加了红军。入伍后,旷伏兆被分配到红三军团教导队,经过为期5个月的军事训练后调到湘赣苏区红八军担任班长。10月,由于旷伏兆作战勇敢,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选拔到湘赣红军第四分校学习。4个月后调入红十八师卫生部任政治指导员,先后参加了湘赣苏区第四次和第五次反“围剿”。
1934年8月,旷伏兆随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在一次攻打侯坪的战斗中,旷伏兆所部与湖南军阀李觉的部队遭遇,双方展开了激战。战斗到黄昏,一颗子弹击穿旷伏兆的右肩胛骨,他当即晕了过去。当时红军药材奇缺,所幸旷伏兆自幼体质好,经过医生奋力抢救,他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10月底,旷伏兆返回部队任新兵营营长,不久,又被调任龙(山)桑(植)独立团政委。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旷伏兆担任红二方面军六军团十六师四十六团副政委。旷伏兆和团参谋长戴桂林率领一个营执行断后任务,顽强地打退了敌人的追击。他们略事休息,正要追赶已经翻过一座大山的四十六团主力,不幸遭到敌人的伏击。旷伏兆眼睛高度近视,又没有条件配眼镜,平时看东西都很吃力。待他发现敌人时,距离已经很近了。他掏出二十响驳壳枪,振臂一挥,果断地带领全营冲锋突围,忽被一颗流弹将左肩打穿,血如泉涌,肩胛像被撕裂般地疼痛……那颗子弹由于当时没有条件取出,永久地留在了旷伏兆的体内。这样,旷伏兆的身上共留下了三朵枪花:一朵在右脸颊,那是一颗子弹从脸颊上穿颅而过,使右耳的听力几乎完全丧失;另两朵是从两肩分别穿身而过,这三朵枪花也使旷伏兆成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
长征路上
在一次激烈战斗之后,旷伏兆所在的红二方面军6军团16师46团打开了贵州省临近湖南边界的石矸县。当时饥饿正 困扰着石矸县城的居民,也困扰着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红军。身为团首长的旷伏兆也饿得一点劲儿也没有,嘴里又涩又苦。
忽然侦察参谋跑来报告:“在一户土豪家里搜出一袋白糖和一袋冰糖……”46团的领导决定将这些土豪剥削得来的东西立即分发给急需充饥救命的红军指战员和贫苦饥民。旷伏兆和战士们一样,已经好多天粒米未进了。他喝了糖水,又嚼了几块冰糖……谁知到了晚上,忽然头晕、呕吐、虚脱,转眼间变得不省人事。警卫员赶紧从县城里找来一位郎中,用了几个偏方才把旷伏兆弄醒。这时他们才晓得,就像吃饭能使人不饿肚子,但又能撑死人一样,吃糖也是即能养人,又能毒死人的。“看来,我是没有吃糖的福分啊!”事后,旷伏兆常爱这样自我解嘲。从那以后,旷伏兆果然再也不爱吃糖了。
一次,旷伏兆和团参谋长戴桂林率领的那个营执行断后任务,顽强地打退了敌人的追击,每人被上级奖励了一块银元。旷伏光离开46团,随师部继续长征。他不让战士用担架抬,强忍着伤痛乘坐打土豪缴获来的牲口。为了把龙云追剿红军的人马“调回”昆明,部队佯攻龙云的老巢昆明,旋即又急行军半个月,以一天一百多里地的速度赶到金沙江畔。他们刚刚渡过了江,敌人也就追到了,只好在江彼岸望江兴叹。
部队又要翻越玉龙山。玉龙山就是平时人们所说的雪山。虽是7月炎夏,但一到山上,刹那间就天气骤变,风卷着雪花、雪片、雪块,迎面撞来,鸡蛋大的冰雹也啪啪地往下砸,逼人的寒气侵袭着人们的每个细胞。不少很壮实的小伙子,此时脚下也像踩在雪白的棉花上一样软塌塌的,不少人因难以适应,一坐下就再也起不来了。越朝前走尸体越多。重伤未愈的旷伏兆把所有的衣服、包袱皮都裹在身上,仍冻得牙齿格格作响,在走到离垭口不到一百米的地方,胸口又像压上一块石头,两眼昏花,浑身酸软无力,呼吸急促,有时实在走不动了,只好躺在碎雪泥泞的路旁休息一会儿,缓一口气爬起来再走。他的脚冻得又红又肿,像是两只发面馒头,脸已经成了一张白纸,寒流向全身扩散,血液似乎已凝固,死神的手几乎已经触到了他的额头……
长征中红军穿越的草地
师政委晏福生大喊一声:“伏兆,千万不能停下。一停下就起不来了!”同时马上将他的右手搭到自己肩上,用身子架着他往前挪步,好不容易通过了垭口。翻过雪山,抵达甘孜,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
长征抵达甘肃后,1936年10月上旬,红二、四方面军在会宁同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宣告了历时两年的全国红军的战略大转移的胜利结束。这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那就是旷伏兆曾经在行军途中救刘伯承。那个早晨,从前线到保安的急行军中,经过罗家堡附近的一条大沟,一行人累得汗流浃背,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
不巧遇到敌机呼啸而来,投掷下一颗炸弹。他们刚刚卧倒,“轰”的一声,炸弹就在他们身边爆炸了。旷伏兆抬头一看,不好!正在沟里吃饭的一个班的战士都被炸死。更严重的是刘伯承总参谋长和夫人汪荣华也不幸被因敌机轰炸而从山上滚下来的石头碰伤,鲜血咕嘟咕嘟地冒个不停……


旷伏兆赶紧跑上前去帮助刘伯承夫妇止血,并和担任马夫的一名四川籍战士飞快地往山沟边的山崖上跑去。他们背着沉重的行李,攀着刀切斧劈般的悬崖,朝着那道狭窄凌空的峭岩,飞快地攀登着,不一会儿,汗水就把他们全身都湿透了。但他俩顾不上稍稍揩一揩,便用皮带和绑腿迅速地系成一条绳索。绳索伸到沟底,在下面几名战士的帮助下,费了很大劲儿才把刘伯承夫妇拉了上来。刘伯承看到战友们急得要哭的模样,忙安慰他们:“负点伤有啥子要紧!莫急。打仗哪有不流血的。”
敌机狂轰滥炸了一通,才自以为大获全胜,扬长而去……这时,旷伏兆才感到浑身酸麻,仿佛刚刚从肩头上卸下一座沉重的大山。
刘伯承虽然负了伤,但丝毫也未惊慌失措,依旧谈笑风生,真乃大将风度。事过多少年之后,刘伯承还没有忘记旷伏兆的这次“救命之恩”。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正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旷伏兆同几位团职干部主动请战,要求到前线去,中央军委批准了他们的请战要求。旷伏兆被派往山西太原,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担任了中共方山县委书记,并在那里建立了政权,扩大了统一战线,建立了人民武装,进行了减租减息等工作,推动了当地抗战形势的发展。
1938年,日军占领武汉后,主力回师华北,对中共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实施大规模的“扫荡”,妄图摧毁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为巩固华北平原抗日根据地和已经发展起来的冀中武装,以便长期坚持冀中平原的抗日游击战,特派程子华到冀中军区任政治委员,旷伏兆奉命跟随程子华到冀中担任冀中军区第一分区政治委员。旷伏兆到达所辖部队后,经过一段时间调查研究,得出结论:冀中地区地处平原,几乎无险可守。因此,要尽快使习惯打山地游击战的八路军适应这个不利地势;冀中军区部队新成立,官兵的革命传统教育和军事战略战术教育都亟待加强。如果不解决这两个摆在面前的迫切问题,就会在日伪军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军”的夹击下,限于被动的不利境地。旷伏兆当即决定重点抓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问题,从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入手,对部队进行各种游击战训练,加速部队向正规化、“八路军化”迈进。根据地各级领导干部遵照旷伏兆的指示,狠抓部队的整训工作,从而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不久,在反击国民党顽固势力张荫梧侵扰根据地的斗争中,八路军取得了较为辉煌的战果,除张荫梧带领30余名骑兵逃走外,余部皆被歼灭。不久,旷伏兆调任冀中军区警备旅政治委员,由冀中腹地开往太行山区。


1938年8月
冀中军区在武强县北代村召开政工会议。没有花前月下,没有婚纱、喜酒、喜糖,旷伏兆和许更生的恋爱和结婚就是这么简单。婚后第三天,他们就通过正太路踏上百团大战的征程。他们相约,把百团大战的每一个胜利作为他们新婚的贺礼。此后,旷伏兆与许更生相濡以沫,携手走完了他们的人生路程。
1940年3月5日
旷伏兆的警备旅发动了反击国民党朱怀冰部第二十七军的战斗。遵照战前部署,警备旅为右纵队的第二梯队,担任战役的预备队。不料战情中途有变,旷伏兆当机立断,命第二梯队改任中央突破的重任。战斗中,旷伏兆亲临前线指挥作战。部队登上山头后,却久久攻不下敌人的碉堡,旷伏兆通过观察后发现是因为火力不够猛烈。于是当即命令调来部队为数不多的机关炮,向敌人碉堡射击。炮弹准确落入敌军碉堡,敌军一个个狼狈钻出碉堡,旷伏兆见状,立即下令采取“步炮协同”战术,逐步歼灭敌军。他命令将各团的重武器集中在一起,以炮火开路,掩护部队向敌军纵深,以营为单位分割、包抄敌人。旷伏兆情急之中想出的这种“步炮协同”的作战方法,即打一阵炮,收拾一片敌人,攻克一批碉堡,一层层推进,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反顽战斗从早晨打到中午,朱怀冰部苦心经营的由100多座碉堡组成的防线,被逐一摧毁。经过7个多小时的战斗,警备旅共歼灭顽军3000余人。随后又奉命攻击地方重镇姚村,与兄弟部队夹击敌人,俘虏了朱怀冰部第九十四师参谋长以下大批军官和士兵,两次战斗总计歼灭顽军1万多人。
战役结束后,八路军一二九师刘伯承、邓小平等首长特意发来贺电,称赞旷伏兆的警备旅:“这次战斗打得好,完成任务突出,立了功。”
1940年
旷伏兆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第十军分区任政治委员兼地委书记。在旷伏兆到达第十军分区的第二天,他正在杨庄和地委书记杨英谈工作时,突然遭到数百名日军的包围。当时,旷伏兆带领的十几个工作人员临时住在一户群众的大院里。为了尽可能地避免伤亡,旷伏兆当机立断,决定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分散突围。在杨英的安排和群众的掩护下,旷伏兆匆匆钻进了一个仅能容纳一人的,设在鸡窝下的小地洞里(群众称之为“蛤蟆蹲”),而且一呆就是三个小时。这地洞经历,让旷伏兆萌生了一种天才的军事构想。从洞中出来后,旷伏兆对这种以“蛤蟆蹲”躲过敌军“扫荡”的方法,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分析,旷伏兆立即和分区司令刘秉彦等分区领导研究。很快,他的构想得到了分区领导人的一致支持。分区即决定派作战参谋任子木和熟悉本地状况的高荣到二连县米南庄,进行挖掘地道的试点工作。旷伏兆不知道,就是他这一个“天才的构想”,后来几乎改变了冀中甚至整个敌后战场的敌我力量对比态势。


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期间,旷伏兆先后参加了正太、清风店、石家庄等战役的指挥工作,配合兄弟部队歼灭了大量国民党军。
1949年,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兵团六十七军政治委员。4月,率部参加了攻克太原的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
1950年底,旷伏兆与时任军长的老乡李湘率六十七军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抗美,旷伏兆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副政治委员兼第六十七军政治委员。朝鲜战场上,旷伏兆充分展示了他的军事天赋,克服了巨大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1951年,旷伏兆领导的六十七军先后粉碎了美韩军队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歼敌17000余人;随后在朝鲜金城战役中又多次粉碎美军的进攻,战果辉煌。1954年,旷伏兆升任十九兵团政委。
1958年3月旷伏兆回国后进入高等军事学院深造,系统学习中共党史和军事学。1960年3月转到地方,担任地质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在组织领导地矿、石油开发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1968年遭到林彪反党集团的打击迫害,被下放到江西省峡江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5年春恢复工作,被中央军委任命为空军副政委。1978年5月,旷伏兆调任铁道兵第二政委,主持铁道兵党委的日常工作,为铁道部队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1983年,积劳成疾的旷伏兆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但他仍念念不忘人民军队的发展和祖国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1996年6月4日,旷伏兆将军因心脏病突发,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生死之约
在共和国开国将领中,曾有两位将军在战场上订立过作古后要埋葬在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带的生死约定。几十年后,当两位将军相继谢世时,将军的家人果然严格按照他们生前的约定办理后事,令人感慨不已。这两位将军,一位叫旷伏兆,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一位叫刘秉彦,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百团大战
大同解放后,二十兵团党委成员等在山西大同合影。前排左七为军政委旷伏兆,左八为二00师政委钟华农,二排左七为一九九师师长李水清。
1940年8月
华北地区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第一阶段开始。警备旅奉命参加晋察冀部队组成的左纵队,担任对日军控制下的正太铁路的破袭,并阻击由石家庄出动的西援之敌。当时日军为了在华北的战争需要,掠夺物资,正加紧抢修石德铁路和沧石铁路,并大力维护滏阳河上运输,企图加速完成其所谓的“华北交通走廊”计划。旷伏兆与战友等研究决定,发展县区地方武装和民兵,在整个百团大战期间,对石德、沧石铁路进行了六十余次破袭,破坏铁路一百多公里,使日军在十一月底修通石德路的计划落空,缓阻了日军的侵略步伐。百团大战对日军的沉重打击,引起敌军的极大恐慌。他们加紧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对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疯狂掠夺,实行“碉堡政策”,进行分割和“蚕食”,并推行所谓的“治安强化运动”,实行军事、政治、经济、交通、特务为一体的“总体战”,抗日根据地面临严重困难。
1942年5月
日军调集了五万余人的兵力,在空军的掩护下,发动了“铁壁合围”的“五一大扫荡”,企图一举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彻底消灭八路军。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亲临石家庄指挥督战。期间,冀中许多抗日政权变质,根据地破坏严重。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冀中军区适时调整战略,命令一些部队撤出冀中。七月三日,旷伏兆和旅长王长江率警备旅一部奉命离开冀中,越过滏阳河,前往河南范县地区,同先期到达的冀中军区部队会合休整。部队经过三天三夜连续行军,于六日拂晓抵达冀南地区馆陶县北阳堡村附近。


孤村却敌获誉神兵此时,晨雾笼罩了整个大地。派出的侦察员回来报告,四周都有敌情。当时,警备旅还有相当一部分留在原驻地坚持斗争,外撤的实际上只有第二团五个连的兵力。而随军撤退的地方党政干部等非战斗人员却有五百多人。加之警备旅连续行军作战,相当疲劳。而且新到一地,人生地不熟,敌情又不明,一场遭遇战一触即发。经过察看地形,旷伏兆发现北阳堡村地高易守,于是命令部队立即进入北阳堡,并迅速展开队形,准备迎击来犯之敌,坚持到夜间伺机突围转移。天刚放亮,日军一个联队及伪军二千余人即在各种火炮掩护下,开始向北阳堡进攻。隆隆的炮击声,震得天摇地动,火光四起。进出北阳堡的一条主要信道在村东口,这条信道同时也是敌人主要的攻击方向。村口最高处有一土地庙,旷伏兆命战士将唯一的一挺重机枪就架设在此处。敌人试图从那里突入村内,当即遭到强大火力狙击。由于无法突破,日军不得不沿北阳堡四周展开全线出击,企图将八路军围困在村里。但敌人无法掌握村里的真实情况,进攻就像无头的苍蝇。经过一上午的激战,敌人未能越雷池半步。相反,敌人的尸体却横七竖八,躺遍阵地。八路军依靠仅有的一挺重机枪就消灭了八十多名敌军。经过半天多的激战,敌人未能占到任何便宜。此时日军指挥官如输红了眼的赌徒,开始命令向村东口施放毒气,八路军官兵纷纷用湿毛巾敷在口鼻处。同时,日军调集火炮猛攻,土地庙被敌人夷为平地并占领。唯一的重机枪被重重地压在下面,机枪手牺牲。火力大大削弱,形势急转直下,情况万分危急。此时,战士们纷纷表决心要把失去的阵地夺回来,誓与阵地共存亡。一连长姚祖会在火力掩护下,受命率领一个排冲入敌群,一举将立足未稳的敌人击退,夺回了机枪阵地,扒出了重机枪和牺牲的机枪手。经过一个白天的激战,敌人未能把只有五个连兵力和五百余非战斗人员把守的一个村攻下,相反,阵地上满是日伪军的尸体、汽车、死马、大车、凌乱的枪支和残破不堪的“膏药旗”,一片狼藉。敌军在损失了一个联队长、三个大队长及日伪五百多人后,斗志全无。黑夜降临后,恐惧夜战的敌人暂停了进攻。冒着酷暑在热浪滚滚的高粱地里战斗了一天的敌人,滴水未进,疲惫不堪,无力再战。恰在此时,天空电闪雷鸣,狂风大作。惯于近战和夜战的八路军指战员见时机已到,匆匆将牺牲的重机枪手掩埋到村东口南侧的一个深坑后,不等敌人再次动手,我们未放一枪,即顺利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趁夜色度过卫河,经过短暂休整,于八月进入八路军太行根据地。敌人半个月的围困“扫荡”计划被冀中警备旅一天内粉碎了。为此,乡亲们说是老天助我。当地人将这次战斗编成《神兵》快板书,几十年来在群众中广为流传并成为佳话。短促的北阳堡之战,给这里的乡亲们长时间留下了一个谜:子弟兵是哪个部队的?若干年后,当旷伏兆再次踏上这块热土时,谜底终于揭开了。当地乡亲在无任何组织要求下,全村出动,夹道欢迎。但已贵为中将的旷伏兆仍谦称自己为“冀中警备旅的一名老兵”。他在回忆文章中写到:“乡亲们将子弟兵称之为“神兵”,那是对我们的极大褒奖。……神兵为正义而战,正义战争必胜!”
战场结缘编辑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正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旷伏兆同几位团职干部主动请战,要求到前线去,中央军委批准了他们的请战要求。。旷伏兆被派往山西太原,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担任了中共方山县委书记,并在那里建立了政权,扩大了统一战线,建立了人民武装,进行了减租减息等工作,推动了当地抗战形势的发展。
旷伏兆调任冀中军区警备旅政治委员,由冀中腹地开往太行山区。
战争是残酷的,爱情却是甜蜜的。驰骋冀中战场的旷伏兆和夫人许更生的爱情,就是在战争中产生,在战争中孕育并开花、结果的。
1938年8月,冀中军区在武强县北代村召开政工会议。会议期间,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张仁槐、青年科长赵辛培和团长张庆泰牵线搭桥,旷伏兆认识了东北战地服务团的女战士许更生。当时许更生年仅十九岁,虽然旷伏兆比她大六岁,却以忠厚朴实的言谈和英气勃勃的气概深深吸引了她。旷伏兆也被许更生的温柔和美丽所打动,两人一见钟情。按照有关规定,男方二十六岁的团级以上干部才能结婚,旷伏兆当时才二十五岁,还不能结婚,因此,会议一结束,旷伏兆就告别许更生,依依不舍地返回一分区。直到1940年8月旷伏兆从太行到晋察冀边区开会,才见到了当时在冀中军区民运部工作的许更生。百团大战前夕,两人在一间老乡的土屋里结了婚。
地下长城编辑
1940年8月开始的百团大战引起日军的极大恐慌,日军惊呼“损失巨大”、“对华北应有再认识”。1942年,随着正面战场的日益稳定,日军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规模越来越大。日军采取“铁壁合围”、“梳篦拉网”、“剔块清剿”,实行所谓的据点、碉堡、壕沟、修路、筑墙“五位一体”的“囚笼政策”,使大多数抗日政权被摧毁,大批的革命干部惨遭杀戮。一时间,“家家有哭声,无村不带孝”,平、津、保三角地带成了人间地狱。加上八路军战术战法和武器装备的落后,根据地军民常常在对日伪军的反“清剿”中处于不利的境地。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旷伏兆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第十军分区任政治委员兼地委书记。第十军分区所辖的地域包括霸县、永清等几个日伪军经常“扫荡”的地带,因此,反“扫荡”的任务显得尤为艰巨。
在这个狭小的洞中,旷伏兆精神高度紧张,他手持短枪对准洞口,准备一旦被敌人发现,就与敌人同归于尽。好在敌人进村后,村党支部书记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主动向敌军指挥官大献殷勤,招呼敌人喝酒、吃饭,消除了敌人的敌意,旷伏兆等才有惊无险。
这种消极被动的躲藏方式,一旦被敌人发现,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军分区政治部的王锡珍、段清俊等人,就是因为被敌军发现而活活打死在洞里的。必须变被动为主动。他在召集分区领导人开会时说:“这些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只靠‘蛤蟆蹲’被动躲避是不行的,必须另想能藏、能打的有效办法。”
怎样变被动为主动呢?旷伏兆沉思良久,忽然脑中灵光一闪:既然“蛤蟆蹲”可以藏人,那为什么不能将各“蛤蟆蹲”连接起来成为地道呢?一个村里的可以连接,几个村里的也可以连接。一个村里遭到敌人袭击,完全可以躲到另外的村子里去;敌人发现了一个,还有很多个,有百个、千个;地道既然可以藏人,那也完全可以做运兵、储藏弹药、作战等其他用途……
任子木和高荣到达二连县后,得到了中共二连县委书记朱泽民的大力支持。朱泽民指示米南庄党支部书记魏树华立即组织党团员、民兵和广大群众配合特派工作人员挖掘地道。他们根据村庄的地形,把全村主要道路的地下用“中”字型通道连接起来,在地道内还修筑了防烟、防火、防毒和防水的四防设施。
旷伏兆自始至终都关注着地道的挖掘工作。对于修筑地道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疑难问题,他都一一予以解答,还亲自设计地道挖掘图:将地道挖下一段后,再往下挖1米多深,又向前挖1米多长,再往上拉,形成“凹”字形状;往下挖的洞口,是用坚实的“预制构件”木匣子制作成的,预制的木匣子里装满和地道一样颜色的土作为伪装,游击队员只要从下面一推,既可以爬出来,也可以让外面的人进入地道;若敌人发现洞口,进入地道,地道内的人可以利用内部设置的观测系统,通过枪眼观察敌人的动向,找机会消灭敌人,让进入地道内的敌人无路可逃。
在具体挖掘时,旷伏兆还指示任子木等基层领导,要他们经常向有经验的群众请教,集思广益,取得更大的效果。遵照旷伏兆的指示,任子木等在广大军民的支持下,筑成了结构复杂、功能齐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下长城”。
在修筑过程中,为了解决地道里的缺氧、通气和饮水难题,负责地道设计的人员将地道的通风口与地面上的建筑物、自然物,如烟囱、水井、墙顶等巧妙地结合起来,在村边、街道、院落一些有利于发挥火力的角落,修筑了掩体和射击孔,并将其与地道连接起来。遇到敌情,能将敌人全歼的就全歼,不能全歼的,消灭一部分敌人后,再进入地道与敌人斗争,直到把敌人拖垮、拖死,最后达到歼灭的目的。
为了配合地道作战,更有利地打击敌人,有的游击队员想出了更好的办法。他们在村庄通往村外的路口,用砖和土坯砌成了留有错缝的两道影壁墙,如果顺着道路平视,像是墙将道路堵死了,实际上还有一米多宽的间隙,不仅人可以通过,马车也可以通过,在墙上设置有多处隐蔽的射击孔,只需派一个战斗小组据险坚守,就可大量杀伤敌人,让村内的人有充分进行抵抗和撤退的时间。
有的村庄在临街的建筑物和敌人必经路口附近设置了很多射击孔,平时当作伪装不用,一旦发现敌情,将之一推即开。各射击孔可以互相策应,组成交叉的火力网。在一些大点的院落里,用地道将其连接起来,可以互相支援。有的房顶与房顶之间用梯子搭成桥连接起来,成了房连房、街连街,地上、空中都可以互相通过、互相支援的立体防御体系。
随着地道战实战经验的积累,旷伏兆又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对其进行了不断的试验、改进,许多村庄都修筑了能打、能守、能藏、能攻的战斗地道。这样,根据地形成了一个村村是阵地,被誉为“天(房顶上)、地(地面)、阴(地下的)三通”的杀敌堡垒。而这些地道设施,一旦在进行作战时,又成了军政机关领导人指挥作战的临时场所。
短短几个月,一套具有极大现实意义的作战方略,在足智多谋的旷伏兆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得以迅速贯彻实施。整个第十军分区的辖区内,根据地军民在地下、地面和空中建成了一套完整的立体式作战系统。这种被称作“地下长城”的地道网,成了八路军与敌军进行斗争的重要依托。
地道战开展起来,地雷的埋设也一天比一天普遍起来,给敌人增加了更大的威胁。在敌人的必经之路上,游击队员和民兵埋设了自制的地雷:有的是“踩雷”,敌人一踩就响;有的是“拉线雷”,游击队员躲在暗处观察,一旦敌军进入雷区的杀伤范围内,就迅速拉响地雷,并发起攻击,让敌人躲不及、跑不掉……我军撤入地道后,地雷没有随着撤退,还埋在很多敌人想不到的地方。当时有的院子里设有假门,敌人推了一扇,是个死的,旁边又一扇门,再推时,门开了,地雷也响了;敌人到鸡窝里抓鸡,地雷从鸡窝里响了;到柴禾垛里抱柴禾,柴禾垛里的地雷又响了……
根据地军民的这种新的反“扫荡”战术,开始并没引起日军多大的重视。后来,在一次又一次的“扫荡”中,日军遭受了重大的伤亡。地道和地雷的完美结合,令日军心惊胆颤,每次进入根据地的村子内时,常常会禁不住地产生畏惧心理:有的到了村前侧足而立,不敢向前迈进;有的见到村里交错的房屋、建筑就不知所措,乱了方寸;有的指挥官气急败坏,督促士兵前进,用刺刀逼着士兵进院、下井、下地道……日军官兵纷纷惊呼遇到了“奇幻战争”。
就这样,旷伏兆第十军分区的“地道战”威名迅速传遍冀中乃至整个中国,令日军闻风丧胆。各革命根据地纷纷仿效。一时间,冀中地道纵横交错,组成了复杂的地下长城。旷伏兆所在的冀中警备旅,也因擅长地道作战被称为“地道部队”。在后来的北阳堡战斗中,警备旅充分发挥了地道战的威力,一天之内击退了数倍于己的日伪军的连番进攻,被群众称为“神兵”。
并肩作战
1945年6月,第10军分区任命任子木到平南支队当参谋长。不久,在一次战斗中,任子木腹部受伤,被担架抬回到驻扎在渠沟镇的军分区司令部。夜幕降临后,刘秉彦和旷伏兆为了照顾受伤的任子木,3人同睡在一个炕上。
早上,刘秉彦叫睡在身边的任子木起床,连叫了几声,不见答应,便伸手去摸。一摸,刘秉彦吓了一跳:任子木身子已冰凉了!看样子,他已牺牲很长时间了。因为战斗紧急,大家立即起床,将任子木遗体整理好后,很快就安葬了第二天。
任子木突然走了,大家的心情一时难以平静。夜静时,刘秉彦和旷伏兆的话题自然谈到这个问题。“我们两个人以后死了,一个埋在大清河岸,一个埋在永定河岸,仍然为三角地带的人民站岗。”刘秉彦非常了解旷伏兆的过去,更了解他此时的心情,便坦诚地说出自己的肺腑之言。
“那我们离得太远了。”旷伏兆露出了生死不离的表情,说,“如果我们要是在一个战役牺牲了,就同牺牲的指战员埋在一起,不要棺材,清风明月共一丘。”“对,生死同穴,这主意好,这主意好,节约土地啊!”刘秉彦接着郑重其事地表明自己决心,“我们随时准备这样做,死后一定要埋在平津保的三角地带!”“要栽一棵树,见树思人嘛!”刘秉彦稍顿了顿,又补充说。
“一定要种松树!”旷伏兆说,“松树不畏严寒,与雪霜斗、与风暴斗,在斗争中顽强、挺拔地生活,很像我们共产党人,不怕一切困难,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刘秉彦接着旷伏兆的话题说:“为了人类,松树能贡献出自己的一切,树干可以盖房子、做家具,松叶可以榨油,松脂可以做松香、松油,像我们共产党人,只要人民需要,可以粉身碎骨,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全部。”言为心声。就这样,两位情同兄弟的将军在战场上订立了生死之约
旷伏兆1943年3月调任冀中军区第10军分区政委兼冀中地委书记时,刘秉彦已是军分区司令员。两人一起工作后,同心同德,患难与共,一起领导冀中军民顽强地抗击日本侵略军。
抗日战争中,冀中人民一直处于“扫荡”反“扫荡”、“清剿”反“清剿”、“围攻”反“围攻”、“蚕食”反“蚕食”的残酷斗争中。冀中抗战进入最为艰苦的时期。
面对侵略者凶残的铁蹄,他们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积极领导冀中人民挖地道,在平原地区开展地道战、地雷战,并采取单打一、奔袭、伏击、端碉堡等具体战术,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粉碎了日军的多次围剿。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第10军分区与人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因为敌人力量过于强大,我方部队分散隐蔽要靠群众,站岗、放哨、侦察、通信要靠群众,有时房东甚至冒着全家生命危险掩护部队。军民团结的鱼水深情给刘秉彦和旷伏兆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他们一个分管军事,一个分管政治,但两人生死与共,紧密团结在一起。他们一边积极地开展武装斗争,灵活机动地打击和消灭敌人,一边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巧妙运用策略,共同抗击侵略者。数年的共事使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生死约定
1945年6月,第10军分区任命任子木到平南支队当参谋长。在一次战斗中,任子木腹部受伤,被抬回到驻扎在渠沟镇的军分区司令部。
安息当年战场
抗战胜利了,战斗却并未停息。刘秉彦和旷伏兆又走在了华北解放战场的最前线。由于工作关系,这对共事数年的搭档分开了。建国后,他们虽然工作在不同的岗位,但始终没有忘记当年战场上的约定,双方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旷伏兆逝世
1996年6月4日,82岁高龄的旷伏兆将军在北京逝世。得知这一消息,81岁的刘秉彦老人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专程从石家庄赶到北京旷伏兆的家,按照两人生前之约,同旷伏兆的老伴许更生等人一起为他送行,将他的骨灰安葬在河北省雄县米家务(这是他生前战斗过的地方)小学内的烈士陵园中,并专门栽种了一棵常青松!
刘秉彦逝世
旷伏兆将军走了两年后,刘秉彦将军也于1998年7月21日跟随而去。刘秉彦的骨灰安葬在距旷伏兆几米远的地方。松涛阵阵,那是他们在开怀地畅谈吧!正是严酷的革命战争成就了他们这段旷世奇缘。
个人荣誉编辑
中将军衔
二级八一勋
一级独立自由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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