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聂鹤亭

生平概况
聂鹤亭,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叶挺独立团排长。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连长,中共东江特委教导营营长,工农红军第四军参谋,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五团副团长,三十三团团长,师参谋长,四军参谋长,红一军团第一师参谋长,军团作战科科长,甘肃野战军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大队大队长,军委总参谋部一局局长,军委参谋部部长,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高级参谋,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晋察冀军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松江军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参谋长,哈尔滨卫戍司令员兼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辽北军区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副司令员,工程兵副司令员。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被补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大事年表编辑
1905年出生安徽省阜阳县南乡(今属阜南县)。7岁入私塾读书,12岁因生活所迫辍学务农。
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参谋长聂鹤亭
1919年进阜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书。
1921年秋考入安庆皖江师范专科学校体育系。毕业后任中学体育教员。
1924年秋到江西一军事学院学习半年。
1925年五卅惨案后参加爱国学生运动,任青年救国团队长。
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任叶挺独立团第二营第六连排长。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受党组织派遣回安庆从事地下活动。11月组织武装暴动,响应北伐军。
1927年春回叶挺独立团,参加北伐战争出征河南。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任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第六连连长,随起义军南下作战。12月参加广州起义。
1928年春任中共东江特委教导营营长。后被派到安徽,在中共皖北特委阜阳临时县委从事地下工作。
1929年秋被派到江西,任红四军军部参谋。
1930年10月任红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五团副团长,同年任团长。
1931年春至10月任红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二团团长。
1931年10月至11月任红四军第十一师参谋长。同年至1932年任红四军参谋长、第十一师参谋长。
1933年任红一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同年秋任红一军团第一师代参谋长。率部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同年10月至1935年2月任红一军团第一师代理参谋长。
1935年9月任红军陕甘支队第一科科长。


同年11月至1936年5月任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作战局长。
聂鹤亭率部从苏南东进,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时期
1936年1月任红一军团作战科科长。同年春至10月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第一科科长,同年6月至12月任参谋长。参加东征、西征和山城堡等战役的组织指挥。
1937年1月任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大队大队长兼第九队队长。
全国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任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局局长。
同年8月至1939年11月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参谋部部长。曾调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高级参谋。
1938年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同年冬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任八路军冀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1939年8月至1940年12月任晋察冀军区参谋长。
1942年春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45年4月至6月作为晋察冀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
同年11月至1946年1月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松江军区司令员、中共松江军区委员会副书记,中共松江省工委委员、松江省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共哈尔滨市委委员。
1946年1月至4月任东北民主联军松江军区司令员、中共松江军区委员会副书记。
同年4月至6月、1947年2月至8月兼任哈尔滨卫戍司令部司令员。
1946年6月至12月任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参谋长。1947年8月至1948年7月任辽吉军区司令员。
聂鹤亭在工程兵共青团第一届代表大会闭幕式上,向立功人员颁奖
1948年7月至8月任辽北军区司令员。


1949年3月至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副参谋长。参加辽沈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950年3月任中南军区副参谋长。
1950年9月至1958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部副司令员,1950年10月至11月任装甲兵党委委员,同年11月至1959年7月任常务委员。
1951年1月率部队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1961年4月至1965年12月任工程兵副司令员。曾入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
1956年1月25日被补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1年3月13日在北京逝世。
学生先锋编辑
1921年,聂鹤亭16岁,已经是一个充满爱国意识的热血青年。他从阜阳来到安庆,报考了安徽省立安庆皖江专科师范学校体育系,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
聂鹤亭进入皖江专科师范学校之际,安庆已经由王步文、蔡晓舟等人创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学校里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进步书刊。这些书刊都是聂鹤亭以前没有见过的。他感到很新奇,抓紧时间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从共产党人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到国民党左派朱蕴山创办的《评议报》;从高语罕控诉列强宰割中国领土的《青岛茹痛记》,到布哈林阐释马克思主义常识的《共产主义ABC》。他无不涉猎研读,几乎达到废寝忘食、手不释卷的程度。这些书刊使他大开眼界,拓展了思路。
不久,聂鹤亭结识了在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读书的六安人许继慎。许继慎是安庆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之一,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担任红1军军长,后被张国焘诬陷为“第三党”、“反革命”而遭杀害。1945年,中*共“七大”为许继慎平反。 1988年,中央军委确认许继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家之一。许继慎比聂鹤亭年长4岁,聂鹤亭常去找他,谈读书心得,谈时事政治,谈理想和人生。许继慎在政治上对他颇有帮助。两人很是投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21年5月,安徽凤阳税关监督倪道烺、安徽军务帮办兼皖南镇守使马联甲为扩充军费,强迫省议会削减本已决定增加的教育经费。倪道烺是权倾一时的安徽督军倪嗣冲的侄子,马联甲是一个残忍横暴的军阀,省议会不敢违拗他们的意旨,拟削减教育经费。6月2日,安庆各校师生闻讯派代表去省议会请愿,要求增加教育经费。
可议员们这时正在举行“公宴”,宴请倪道烺和马联甲,并商议去倪嗣冲“生祠”举行庆典之事,不但拒不接见学校师生代表,还令警察连推带打将他们赶了出来。这一下引起了安庆各校师生的公愤,数千名学生一齐前往省议会示威。


聂鹤亭也参加了这次示威,他和同学们高声呼喊反对军阀的口号,并勇敢地与马联甲派来弹压学生的军警搏斗。军警们用棍棒和刺刀大打出手,手无寸铁的学生只得后退。聂鹤亭身高1.8米,体魄强健,力气过人,军警们奈何他不得;但是同去的同学却有50多人被打成重伤,其中姜高琦、周肇基两同学因伤势过重,医治无效而牺牲。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安徽“六二惨案”。 惨案发生后,安庆各大、中、小学校全部罢课,聂鹤亭也参加了罢课斗争。他与同学们制作了一幅白布横幛,悬挂在皖江专科师范学校门口,上书16个大字:“议员军阀,残杀学生,全体罢课,誓与偕亡!”
在各校师生的坚决斗争下,在全国舆论的谴责声讨下,安徽省当局不得不将年度教育经费由92万元增加至150万元,对伤亡学生也给予了抚恤。但下令残杀学生的元凶倪道烺和马联甲,却没有受到任何惩办而逍遥法外。特别是马联甲,不久居然还升了官。
严酷的现实使聂鹤亭认识到,无论“体育救国”还是“读书救国”,都是行不通的。要想真正救国救民,就必须同封建军阀、反动政府和他们的主生祠,为尚在人世的活人所建立的祠堂。与帝国主义势力进行斗争,彻底改造黑暗的社会。从此,聂鹤亭不再安于平静的课堂生活,积极投身到学生运动中去,成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骨干。
革命历程编辑
1926年年底,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扩编,叶挺独立团改编为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七十三团奉命进军河南继续北伐,在东、西洪桥和临颍等战斗中,聂鹤亭带领共产党员率先冲击楔入奉系军阀部队阵地,受到提升军衔的奖励,他成为中尉排长。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四·一二政变、七·一五政变,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927年8月1日,共产党掌握的部队在南昌举行了起义。聂鹤亭随七十三团参加了起义,带领全排执行了警戒九江方向敌军突袭的任务。在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的途中,七十三团二营六连连长秦悦军负伤,聂鹤亭接替秦悦军担任了连长。这时,林彪也担任了三营七连连长。
起义军受挫后,在赣南的大庾,朱德、陈毅将仅剩的八九百人整编为第五纵队,纵队之下设3个大队,林彪任2大队大队长,聂鹤亭任2大队副大队长。


1927年11月下旬,第五纵队转战到湘南,粮食、弹药的供给更加困难。朱德将计就计,同意在“政治上保持独立”的条件下,接受国民党十六军军长范石生的番号,将部队编入十六军,改称四十七师一四O团。这本是一次原则性和斗争策略性巧妙结合的改编,可年轻的聂鹤亭怎么都“想不通”,让他打着国民党军的旗号,他不愿意了。尽管他也知道这是暂时的,但就是不愿意,谁也做不通他的工作,愣头愣脑的聂鹤亭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你们这么做我管不了,但我自己不干。于是他多次向党支部提出:“去上海找党中央,搞别的工作。”朱德、陈毅见无法说服聂鹤亭,便同意他去上海找党组织。
聂鹤亭辗转来到上海,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中央领导机关鉴于他是有实战经验的军事干部,要他立即去广州,参加正在酝酿中的广州起义。这下子可找到用武之地了,聂鹤亭怀着兴奋的心情赶到广州,正赶上参加广州起义,他被分派在老上级叶挺身边,担任起义军总指挥部的参谋。
1939年5月,聂鹤亭(左)与王平在河北完县清醒村
广州起义失败后,聂鹤亭随起义部队撤到海陆丰,任东江军委教导营营长,在彭湃、徐向前指挥下工作了一个时期。不久按照上海党中央的指示,回安徽老家协助重建了被破坏的党组织。再于1930年3月从粤北进入江西,在会昌一带找到了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
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听说上海党中央派来了一位军事干部,心里很高兴,当天就会见了聂鹤亭。毛泽东详细询问了聂鹤亭的经历,向他介绍了苏区的形势,勉励他放手工作,发挥军事骨干的作用。朱德也亲切地会见了聂鹤亭,朱德一点也没有因为聂鹤亭两年前的顶撞而不悦,真诚地笑着握住聂鹤亭的手说:“好啊,叶挺独立团的聂鹤亭来了,我们是殊途同归,又走到一起啦。”
在毛泽东、朱德麾下,聂鹤亭历任红四军十二师三十五团副团长、十一师三十三团团长、十一师参谋长、红四军参谋长、红一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担任重编的红一方面军参谋长,是红一方面军重要的军事干部之一。


长征开始后,聂鹤亭担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参谋长,作为左翼部队掩护军委纵队前进,在湘西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1935年1月红军进入贵州,中央决定强渡乌江,占领遵义,渡江任务由第一师担任,聂鹤亭奉命率一团(团长杨得志)为先遣队,顶风冒雪,组织10多名勇士强渡成功,保证后续部队安全渡江。1935年5月,红一方面军改为西方野战军,聂任参谋长,参加了三边、定边、临地、曲子、环县等战斗,为扩大陕甘宁根据地作出了贡献。长征中,聂鹤亭身经百战,而很少有人知道,他第一次带兵上战场是在合肥地区的吴山庙暴动。
1926年,聂鹤亭与共产党员郑鼎(李云鹤)同行,顺利地来到上海,通过秘密交通员找到了党组织的一位负责人高语罕。高语罕详细地向他们介绍了当前大革命的发展形势,委派他们回安徽去,协助蔡晓舟等同志在合肥北乡吴山庙一带发动反军阀统治的武装暴动,以策应国民革命军即将开始的北伐。
吴山庙今属长丰县吴山镇,位于合肥西北30多公里的江淮丘陵地带。郑鼎、聂鹤亭找到了负责人———共产党员蔡晓舟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许习庸,共同研究了暴动的步骤和每一个细节。
1926年11月12日,吴山庙暴动开始了。在吴山庙的小营盘,安徽讨贼军第4路司令部正式宣告成立。由蔡晓舟任讨贼军司令,郑鼎为政治指导员,许习庸为副司令,李雨村为总参议。聂鹤亭担任了讨贼军的参谋长。在暴动的领导者中,只有聂鹤亭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所以暴动的军事计划主要由他策划,部队行动也由他组织实施。他肩上的担子很重。11月23日凌晨,讨贼军整装向合肥进发。
部队行至10公里外的四十埠时,与刘凤图所率敌军遭遇。蔡晓舟叫来聂鹤亭,要他组织部队坚决抗击敌军。聂鹤亭是第一次上战场。起初,他听见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也有些慌张,但很快就镇定下来,行使起了参谋长的职权。他运用在江西学兵连学到的军事知识,细心观察了战场的地形,随后布置部队就近占领有利地形,反击敌军的进攻。敌军人数比讨贼军多出10倍以上,武器装备更占绝对优势。讨贼军战士每人只有几发子弹,全靠高昂的士气与敌军相峙。讨贼军得以凭劣势兵力和少量子弹坚持到黄昏。当夜,司令部召开了紧急会议,认为目前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暂时无望取胜。他们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等待有利时机,再图大举。
吴山庙暴动虽然失败了,但这次暴动策应了国民革命军北伐,震慑了安徽的反动军阀,鼓舞了安徽人民斗争的勇气,因此仍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对聂鹤亭来说,这次暴动是他第一次带兵,第一次当参谋长,第一次上战场打仗,在他的军事生涯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10年后,当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长征到达西北的聂鹤亭时,聂鹤亭详细回顾了吴山庙暴动的经过,还分析了暴动失败的原因———缺乏经验,未能教育和训练好士兵,不知道如何发展与人民的关系和获得广泛的支持。斯诺将聂鹤亭的谈话内容整理成文,收录进他的又一部记述中国革命的著作《红色中国杂记》中。


抗日战争爆发后,聂鹤亭于1937年8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军委参谋部下设作战、情报、通信、管理4个局,聂鹤亭带领各局的同志们承担起繁重的日常工作,包括主力红军整编为八路军,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及与友军联合作战等具体业务。这期间,聂鹤亭几乎天天向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等领导人请示、汇报,他有意识地向他们学习,在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方面都颇有收获。
1940年,晋察冀军区部分领导干部:舒同(左起)、王平(坐者)、罗元发、吕正操、李耕涛、聂荣臻、杨成武、聂鹤亭
1937年12月,新四军军部在武汉组建。军长叶挺是聂鹤亭的老上级,副参谋长周子昆北伐战争时期当过聂鹤亭的营长、党小组长。新四军初建,正急需干部,叶挺等便向党中央提出:希望调聂鹤亭到新四军工作。
毛泽东当面征求了聂鹤亭的意见,聂鹤亭见老上级相邀,马上表示愿意去新四军。毛泽东批准了。但看到爱将即将离开,毛也感到心中不舍,于是提出让聂鹤亭动身之前再到自己那里去一趟,他要为聂鹤亭饯行。聂鹤亭想到要去新四军,心里太高兴了,虽注意到了毛泽东的一脸不舍,却误读了这个表情。以当时毛泽东的威望,聂鹤亭生怕在饯行时,毛再出言挽留,那就走不了了。于是他耍了一个“小聪明”,反正毛泽东同意了,他简单地收拾完东西,向毛泽东的窑洞方向不舍地望了一眼,未赴毛泽东之邀,便匆匆地离开了延安。这本是一个误会,但却形成了不良的影响。
事后,聂鹤亭解释说:当时自己实在太想去新四军了,生怕毛主席变卦,不放他去新四军,所以才……聂鹤亭已意识到在这件事上自己的做法的确欠妥。他到武汉后,被中共中央长江局留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开展对国民党军的统战工作,未能如愿去新四军。5个月后聂鹤亭奉调再次回到延安。
对上次未赴毛泽东之邀一事,他本想找毛泽东当面解释一下,但却因为种种原因终于没有成行。此事成为他一生中的一件憾事。
抗日战争胜利后,聂鹤亭随林彪、萧劲光前往东北,先后任松江军区司令员兼哈尔滨卫戍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辽吉军区司令员,辽北军区司令员。辽北军区是由辽吉军区和辽宁军区合并而成,辖区包括今辽宁省和吉林省的大部、内蒙古自治区一部,是东北较大的二级军区,所属部队有6个独立师、1个骑兵师、3个军分区及1个军事部,总兵力接近10万。
辽沈战役是扭转全国战局的关键一仗,战役打响前,聂鹤亭经过深思熟虑,向林彪提出:东北野战军主力似可南下攻打锦州,只要攻克锦州,东北战局就会大大改观。但林彪有自己的想法,没有采纳聂鹤亭的建议。后中央军委几次发来的电报,也要求东北野战军南下打锦州。聂鹤亭的建议与中央军委的决策吻合,林彪当然也记住了这个在第五纵队时的同事。
蒋介石为挽回东北战场的败局,增兵葫芦岛以救援锦州,原在长春外围参加围困战的第六纵队十八师和十二纵队南下对付锦州救兵,围困长春的任务交给各独立师承担。聂鹤亭奉东北野战军首长紧急命令,率辽北军区所属的3个独立师开赴长春作战。长春国民党守军几次试图突围,均被击退。


锦州被攻克后,陷入绝境的长春国民党守军或起义或投诚,长春和平解放。长春和平解放的第三天,林彪、罗荣桓即电令聂鹤亭率辽北军区所属的6个独立师和1个骑兵师南下解放沈阳。进军沈阳的部队还有第一、第二、第十二纵队,林彪、罗荣桓指定聂鹤亭统一指挥解放沈阳作战。聂鹤亭部署:辽北军区部队从东北方向进攻沈阳;第一、第二纵队由西北方向进攻;第十二纵队由南向北攻击。
总攻发起前,国民党新一军暂编五十三师师长许赓扬派人出城,与辽北军区独立第一师联系起义事宜。聂鹤亭考虑:暂编五十三师虽在解放军兵临城下之际才提出起义,但他们的行动可以使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少遭破坏,还是应该欢迎。他未向东北野战军首长请示,便在接见暂编五十三师代表时同意他们起义。
10月31日夜,暂编五十三师如约让开了通路,聂鹤亭下令各部队开始行动,于11月1日凌晨攻入沈阳市区。国民党青年军二O七师负隅顽抗,被辽北军区部队歼灭。指挥沈阳城防的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率300余名军官、卫队向辽北军区部队投诚。
11月2日,沈阳全城解放。但在接受暂编五十三师起义一事上,林彪、罗荣桓因聂鹤亭事前没有请示而给予了批评。林彪认为:暂编五十三师不应算做起义,而应以投诚对待。聂鹤亭起初想不通,后经罗荣桓做工作,聂鹤亭做了自我批评。
不久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聂鹤亭被任命为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参谋长由华北军区调来的萧克担任,罗荣桓在萧克履任时特意嘱咐萧克说:四野的两位副参谋长陈光、聂鹤亭,都是资格较老的同志,你到四野来,能团结他们一道工作才好。
社会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聂鹤亭被中央军委调至北京,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副司令。 在《罗荣桓传》中有这么一段:“有一位曾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干部,历任重要职务,但在处理个人生活问题上屡有失当,进城以后,又犯有不服从组织分配的错误。罗荣桓曾经亲自找他谈话,批评了他的严重错误,严肃地警告他,如果不改,就要给他以严厉处分。但在评定他的军衔时,罗荣桓全面分析了这位干部的功过,还是主张授予他中将军衔” [1] 。 这里说的就是聂鹤亭。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被授予中将只有唐天际、彭明治、聂鹤亭、赵镕、谭甫仁、谭家述等六人。聂鹤亭的中将军衔是在1956年1月25日补授的,距55年9月28日我军第一次授衔仅4个月。至于说他的生活作风问题, 据林彪的秘书吴欣峰写到:装甲兵副司令聂鹤亭中将,在1958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中对林彪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表示不满。他说:“在 井冈山时期,我和林彪在一个连队 。那时,连队分大排、小排,我是大排排长,林是小排排长。 连长不在时,我可以代替连长。 林彪这个人心术不正,在东北时,他只管作战,整天在房子里,麻烦的事都推给别人。军队工作有罗政委和谭政、刘亚楼,地方工作有高(岗)、陈(云)等。 但功劳都记在他名下,缺点错误都是别人的。他老婆整天不工作,拨弄是非,和二毛子(苏联)男女混在一起。当时在哈尔滨,我们有些高级干部找二毛子姑娘结婚,我也找了一个,却遭到林彪的不公正处理。我至今有意见! ”


聂鹤亭对牺牲的战友、烈士的亲属却十分慷慨。建国初期,他与一位参加过吴山庙暴动的烈士亲属取得了联系。尽管那位烈士的亲属没有提出什么困难,聂鹤亭还是从此定期寄钱补助他家的生活。
上世纪50年代,聂鹤亭曾在出差时顺路去过一次安徽老家。他在阜阳辗转找到参加广州起义牺牲的张子珍烈士家,张子珍的父母、妻儿难抑悲伤,全家人一起痛哭。聂鹤亭忍住热泪,解开自己的衣服,露出在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负伤留下的伤疤,动情地说:“干革命是有牺牲的,我也是九死一生。子珍虽然牺牲,但他是你们全家的光荣。”
也是这一次,聂鹤亭在阜南找到了周传业、周传鼎烈士的亲属。周传业、周传鼎是兄弟俩,1928年聂鹤亭曾与他们一道重组中共安徽阜阳临时县委,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后来,周氏兄弟被国民党逮捕,英勇就义于安庆。聂鹤亭来到周家,深切地慰问了两位烈士的亲人。回到北京后,聂鹤亭多次将自己的薪金寄给烈士们的亲属,聂鹤亭当时的月薪,也不过300多元。
除经济上的资助以外,聂鹤亭还在思想上关心。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抽空给他们写信。1951年7月9日,他在给张子珍烈士子女的信中写道:“我在信上看到你们的进步,这样你们就不愧为一个烈士子女的光荣称号……党对任何一个革命后代特别是烈属子女都是很关心他们的发展与进步的。但主要的还是靠他们的主观努力,与他们的革命性与进取心,因此我是十分热望你们能够做一个真正革命的儿女。”
1971年3月,聂鹤亭在“文革”的动乱中逝世。多年以后,得到过他关照的烈士亲属们仍然深深地怀念着这位老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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