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将领刘建绪

人物简介
刘建绪(1890—1978),中国国民党陆军上将,湘军著名将领,湖南醴陵人,生于1890年10月3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3期炮科毕业。北伐战争时任35军副军长兼2师师长,1930年1月任讨逆军前敌总指挥,1935年9月,任第四路军总指挥,1936年9月晋升为陆军上将。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1941年7月改兼任第25集团军总司令,1945年5月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9年与程潜,陈明仁一起通电湖南起义。其弟刘建喜 、弟媳 左刘氏收养并资助了左权,左权在刘家湾读的私塾。


生平经历
刘建绪的军政墨合
中将加上将衔。字恢先,湖南醴陵人,生于1890年10月3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3期炮科毕业。1923年任湘军第4师9旅27团团长,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1师4旅旅长,参加北伐,1927年4月任第35军2师师长,并兼任中央军校长沙分校校务委员,1928年3月任第35军副军长兼湖南清乡第3区指挥官,1929年1月任湘赣剿匪总部第5路司令,参加第3次围剿,4月任第19师师长,随蒋介石讨伐桂系,1930年1月任讨逆军前敌总指挥,5月随蒋介石参加中原大战,9月任第28军军长,10月兼任平浏绥靖处处长,1931年兼任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1933年任西路军参谋长兼第1纵队司令,参加第5次围剿,1934年11月任追剿军第1军团司令,围堵长征红军,1935年2月任剿匪军第1路前敌总指挥,4月任中将,6月兼任湘西绥靖处处长,9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1月任滇黔剿匪总部前敌总指挥,1936年7月任第4路军总指挥兼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司令,9月加上将衔,1937年2月任闽浙赣皖边区绥靖公署主任,10月任第10集团军总司令,参加淞沪会战,12月兼任第23军团军团长,1940年7月任第3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0集团军总司令,1941年7月改兼任第25集团军总司令,8月任福建省政府主席,10月兼任福建省保安司令部司令,1945年5月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8年9月辞职,11月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1949年春赴香港,8月13日在香港通电起义。1951年初在香港发表反共启示,同年秋移居巴西定居。1978年3月22日在巴西病逝。


生平简介
北伐战争
刘建绪,湖南省醴陵县(今醴陵市)人,1892年生于醴陵县清安铺。辛亥革命后就读于陆军第二预备学校,1914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炮兵科学习,1916年毕业后回湖南,加入湘军,与北洋军作战,由排长递升为团长。
1926年随唐生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参加北伐,任第二师第四旅旅长。北伐军进驻武汉后,第二师扩编为三十五军,任副军长兼师长。马日事变后,随何键投靠蒋介石。
“围剿”红军
1929年1月,第三十五军扩编为第四路军,任第二十八军军长,跟随何键配合蒋介石嫡系部队“围剿”红军,屠杀工农群众。1935年9月,任第四路军总指挥,11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后递补为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9月晋升为陆军上将。
抗日战争
七七事变爆发后,第四路军改编为第十集团军,任总司令,率部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不久,兼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任职期间,克扣军费,在长沙创办复兴银行,自任董事长。抗战胜利后,先后在上海、广州、武汉、香港、醴陵等地设分行。曾从复兴银行拨款资助醴陵的湘东和兰谊两所中学,并被推举为两校的董事长。
1941年8月任福建省主席。此时政治、经济形势日趋恶化,他既非蒋介石的嫡系,又与福建各派势力素无渊源,面对这种情况,遂在政治上力求安定。一方面注意搞好与地方士绅、海外华侨的关系;另一方面,则逐步倾向开明。将几个反共骨干分子调出省政府,暗中掩护过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聘请著名学者王亚南为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共地下党员、国际问题评论家杨潮为研究员;对中共地下党员余志宏和进步人士陈公培、马子谷等人以礼相待。


倾向进步
1948年春,福建发生学潮,他暗中通知协和大学,使一批学生领袖及时转移,避免了特务的迫害。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蒋介石政权即将垮台、福建省地方势力要求“闽人治闽”的形势下,他辞职回湘,对程潜等酝酿起义暗表赞同。
1949年春携家眷赴香港,8月在香港与刘斐、龙云、李默庵等国民党中央委员、立法委员40余人,发表《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联合宣言,表示与国民党划清界限,拥护中国共产党建设新中国。不久,托刘运升携亲笔信回湘找程星龄,商讨日后行动。程转达周恩来意见:“欢迎刘建绪和李默庵到北京定居。”他却犹豫不决,在香港观望一年之久。
魂断异域
1950年6月,美国发动侵朝战争,他对形势估计错误,不仅立场没有转变,1951年初在报上发表反共启事,随后去巴西定居。1978年3月病逝于巴西,终年88岁。
围剿共军
政治影响
刘建绪从遂川回湖南的路上,曾同欧阳烈谈论过对共产党的看法。他认为这次共产党革命,与历史上写的烧杀掳掠的历次农民造反不同。首先,共产党有主义,有组织,有它自己的一套政策,可以号召群众,逐渐扩大它的政治影响。其次,中国社会是富人少,穷人多,其中最多的是农民,共产党采取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削富济贫,制造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仇恨,容易裹胁群众,以壮大自己的势力。再其次是,它有一股经过训练的红军,虽然武器不好,却有相当的作战能力。在大量地方赤卫队的配合下,可以惑乱进剿部队,从而取得战场上的便利。针对这些情况,最好的对付办法,应该是:
严密组织
(一)严密民众组织,加强地方武力,巩固社会治安,使共产党所到之处,无粮可抢,无民可裹,以限制它的生存和发展。


精锐部队
(二)同时派此几路精锐部队,寻找红军主力,分进合击。猛打穷追,使它没有喘吸的机会,只要击破红军主力,其他的乌合之众,便会纷纷逃散,不攻自溃。这样,就容易收拾了。
刘建绪并且坚信,采用这种古来打击流寇的一贯战略,来对付脱离根据地进行流窜的红军,是一定会奏效的。
变卖银行
湖南的老牌军阀刘建绪在福建当了多年的省主席,下台后,于1949年7月逃到香港,住在复兴银行宿舍,企图继续远逃,找个“安全”之地。他是湖南复兴银行的大股东,有权处置香港复兴银行产权。香港复兴银行前身仅是一个办事处,没有香港政府的营业执照,直到1946年,香港被英国重新占领时,才领到正式的营业执照。内地解放后,许多有钱的人逃到香港,想做投机买卖,这时向英国政府申请营业执照,不仅要花很多钱,而且很不容易,因此一张银行执照,在当时的香港就很值钱。香港复兴银行只有两间房子连一个骑楼,场面不大。业务范围也仅做些国内黑市汇兑和吸收少数存款。在湖南的总行并无多少资金拨存香港,因此与各省在香港所设的商业银行相比,复兴银行确是相形见绌的。因为调不出钱来,刘建绪很感恼火。刘建绪见没法外调资金,就逼着江国章将香港复兴银行出卖。开始时要价30万港币。这时,正巧袁德泉从江西南昌逃到这里,想在香港做投机买卖,这块银行招牌对他很合适。但他只肯出15万港币。经过讨价还价,另加了1万港币,作为房屋家具费,就此成交了。袁德泉就是这样成为香港复兴银行经理的。刘建绪拿走了这笔钱中的大部分,于1950年底,迁居到巴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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