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将领曾扩情

个人履历
曾扩情,祖辈务农,贫无地产。本县国民学校高级班、县立初级中学毕业,北京朝阳大学法科肄业一年。曾任模范国民学校教员,县劝学所事务员,民团总局教练等。1921年6月由曹叔宝、刘绍武、董钺介绍加入国民党。1924年春由国民党一大代表谭熙鸿、李大钊、石瑛、丁惟汾、谭克敏保荐投考黄埔军校。
同年5月到广州,入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队学习,同年9月随队往韶关为督师北伐的孙中山担任警卫工作。10月底返广州,毕业后任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筹备委员,黄埔军校政治部少校科员。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成员,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教导师第三团党代表。1926年1月出席国民党二大。任第二十师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黄埔同学会筹备委员、秘书兼总务,国民党中央军人部秘书,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三师党代表。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随从秘书。兼黄埔同学会秘书,南京中央军校政治部少将主任。


1928年10月曾挂陆军中将,任军事委员会四川军事特派员。1929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1931年11月当选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是黄埔同学进入国民党中委第一人。并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委员会秘书。1932年参与发起复兴社,被蒋介石指定为复兴社监察干事。后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军队党务特派员,国民党四川党务特派员。1934年春起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政训处长,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政训处长,当选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西安事变中被扣留。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陆军大学政治部主任,1943年1月授少将军衔。1945年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兼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民事处长,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非常委员会成都分会主任委员.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成都防守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四川省地方武装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1949年12月在重庆被人民解放军俘虏,1959年12月获特赦释放.定居本溪。历任辽宁省政协第四、五届委员.省政协秘书处专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11月3日在辽宁本溪病逝。
人物生平
曾扩情,黄埔第一期学生,与共产党人陈赓、徐向前、蒋先云和许继慎是同学。当时被称为“黄埔三杰”的蒋先云、陈赓、贺衷寒和他渊源深厚。在蒋介石当会长的黄埔同学会中,蒋先云和曾扩情都是筹备委员,在蒋先云的提议下,曾扩情担任了黄埔同学会的秘书。在蒋介石组建复兴社时,贺衷寒和曾扩情都是筹备人,蒋介石钦定的13名骨干中两人名列其中,这就是被称为“十三太保”的来历。曾扩情因其年长而被称为大太保,在国民党系统中,胡宗南、戴笠都称曾扩情为“扩大哥”。在当代史上,在事关中国前途的历史大事件中,都能看到曾扩情的身影:北伐时期,他参加过东征;何应钦和日本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时,他是国民党驻北平政训处处长;西安事变时,他是西北军委会政治部主任;抗战时,他是第八战区政治处主任;解放战争(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他任四川军委会政治部主任。后作为“战犯”被关在功德林,1959年被“特赦”。曾担任辽宁省政协文史专员。1983年11月3日,在本溪女儿家去世,时年89岁。

出生于1894年的曾扩情,原名曾朝笏,四川威远人。1924年时,正在北京朝阳学院法律系读书,经他的老师李大钊介绍,和同学胡宗南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1924年4月28日,黄埔第一期入学考试的榜单公布出来,在500多学员中,共产党员蒋先云第一名,无党无派的曾扩情考第二,两人都分在了黄埔一期的第一队。后来赫赫有名的共和国的大将陈赓,被分在了第三队。这500多名学员中,后来有300多人成为了国共两党的将帅人物。
经共产党人李大钊的介绍,投奔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黄埔,曾扩情和共产党人的关系自是热乎。蒋先云、陈赓都是共产党员,曾扩情和他们都处得挺好,特别是和蒋先云尤为要好。他们在一起筹备组建了青年军人委员会。一段时间内,曾扩情还成为政治部的干事,直接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周恩来对他十分关怀,给他不少的教育和帮助,他也视周恩来为自己的恩师。在北伐战争中,曾扩情任连党代表,直接在周恩来领导下东征。攻打惠州时,英勇负伤。因作战勇敢,屡立战功,从连党代表升为团党代表,后升任二十师政治部主任。
二十师政治部主任原来是共产党员包惠僧。“中山舰事件”后包被迫解职,曾扩情得以从第三团党代表的职位升迁二十师政治部主任。可不到半月,该师副师长林振雄向蒋介石告发,说曾扩情有包庇共产党的事情,并具体指出:包惠僧时任用的秘书丁默是共产党员,曾扩情仍继续任用。曾扩情因此被撤销政治部主任一职。其实,丁默过去虽然是共产党员,但早已公开脱离,“中山舰事件”后又坚决表示与共产党划清界限。曾扩情为说明事由即向蒋介石写了一份相当长的报告。同时,这份报告也向蒋介石表明了拥蒋的政治态度,曾扩情由此走向了与“恩师”周恩来相反的道路,由左倾阵营倒向了蒋介石“怀抱”。
曾扩情的这一右转有诸多原因。第一,从思想渊源看,曾扩情既不是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也不是国民党的忠实信徒。他报考黄埔,为的是个人的生存和个人的前途,在那时,除了青年军人联合会中的共产党中坚分子和孙文主义学会中的坚定右派分子外,许多黄埔生在入学的时候,政治上还是模棱两可或者说是幼稚的。30多岁的曾扩情比起20出头的黄埔同学们来说更多了一份现实感,他揆度当时的情势,选择了对自己前途最为保险的大树蒋介石。
第二个原因是生计上的事。曾扩情在黄埔期间,发生了人生的重大转折。离黄埔军校不远的地方,一个四川人开了一家四川饭馆,常去饭馆的曾扩情和老板混得很熟。热心的老板为曾扩情保了一桩媒,女方姓陈,名慧珍,是个小学教员,人长得美,个头比曾扩情高。其父是个秀才,会书画,会相面。经一番见面,其父看中了曾扩情,一是说曾扩情有才,二是说曾扩情耳垂大,有官相。成家后的曾扩情再也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王老五了。他得养家,得为租房付租金,得花钱买油盐柴米,得为即将诞生的孩子负责,甚而还要照顾岳父家。这时,二十师政治部主任一职就不是一个革命理想,而是一份养家糊口的津贴。做一个革命的愤青远不如做一个能养家糊口的丈夫重要。曾扩情在日后写的《黄埔同学会始末》中对此有个剖析:“我被撤职后,生活立即发生恐慌,急想另派工作,即向蒋介石写了一份相当长的报告。”这是一份带有辩白和效忠的报告,具有坚定信仰的蒋介石,为了他的信仰正需要千百万效忠于他的人,三天后立即就为曾扩情安排了新的工作。


蒋介石为曾扩情安排的工作是军校政治部秘书,还没到任,又得到蒋介石的手令,改派为黄埔同学会筹备员。利用组织为自己服务,是蒋介石一生惯用的手法。在黄埔军校,蒋先是支持同学们组建了一个青年军人联合会,不想这个组织成了共产党积极活动的阵地。后来一些反共分子为对抗青年军人联合会又成立了一个孙文主义学会。两个组织之间摩擦不断,蒋介石借机把两个组织都撤销,另组建一个由他任会长的黄埔同学会。由蒋先云、曾扩情等人筹备组建后,经蒋先云提议,蒋介石同意,曾扩情成为该同学会的秘书。这个同学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群众组织,而是具有如现在的组织部或人事处职责般的组织。黄埔同学的考察、任命和提升都由这个同学会负责,权力是很大的。作为会长的蒋介石哪有时间来管这些事务,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曾扩情代表蒋介石管理着黄埔同学会这个家。蒋介石也是全力支持曾扩情的。
有一次,军校同学中的共产党员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责备同学会对于队上长官虐待学生以及贪污等事监督不力甚而坐视不理,曾扩情以为是当时的政治部主任熊雄有计划地策动,遂报告给远在江西指挥北伐战事的蒋介石。蒋颇为震怒,向其侍从室秘书蒋先云说:“反对曾扩情就等于反对我。北伐尚未成功,共产党的黄埔学生就如此蛮不讲理,我还能干总司令吗?离了我的领导,看你们共产党的同学还会有什么出息?”还有一件事也可看出蒋介石对曾扩情的信任:1928年8月蒋介石被迫下野,在他把所有的军队和有关的军事机构统统交由何应钦接领后,独把黄埔同学会交由朱绍良指导,并又派已不是秘书的曾扩情重任秘书。
蒋介石除了对曾扩情信任外,还很关爱。有段时间,曾扩情在沙市任十三师党代表时,蒋介石察觉该师有被唐生智吞并的征兆,立即让人通知曾扩情即刻离开。
曾扩情以黄埔同学会秘书的身份招徕了不少曾是共产党员的黄埔同学或是曾反对过蒋介石的黄埔同学,为蒋介石所用。为了争取在安徽红军中当军长的黄埔一期同学许继慎回到蒋介石的麾下,曾扩情曾给许继慎写过一封短信。开首写的是“继慎兄无恙”,接着说:“蒋介石之怀念(许继慎),有如父兄之怀念子弟一样;望幡然改图,回到南京,定将受到最为优厚的待遇。”这信送达许继慎后,许继慎马上交给了徐向前等人。这信后来成为红军嘲弄的证据登载在当时的《红军周报》上。报上将“继慎兄无恙”翻译成白话:继慎哥哥好么?加以极为尖锐的讽刺。可令曾扩情没想到的是,因了他的这封信,许继慎被当成肃反对象惨遭杀害,许继慎的妻子也同时被害。
曾扩情在竭尽所能“拉拢”黄埔同学为蒋介石所用的同时,还在各地地方军阀中大肆宣传蒋介石不仅是全国军人的唯一领袖,而且已成为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唯一领袖;只有在他的领导下,才有军人的出路,才有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在宣传的同时,还分化瓦解各地方军阀,1929年蒋桂大战时,就是曾扩情成功策动四川军阀刘湘派部队出川援蒋,蒋才得以大败桂系军阀。


1928年后,曾扩情职务不断升迁,先是升任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接着升任军队党务视察特派员。然后是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处长(北平所有军队的最高党务长官),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政训处处长,第八战区及陆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兼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国民党第五、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将。成了蒋介石的爱将、一方大员的曾扩情,在1949年12月24日成都解放前夕,胡宗南派飞机在太平寺机场等他,并派人给他送去15两黄金。在这命运的转折关头,曾扩情却出人意料地作出留在大陆的选择。
“西安事变”时,曾扩情正在西北剿总任政训处处长。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找到曾扩情,把自己发动这场事变的初衷和盘托出,希望曾扩情出来做个广播讲话,把事变的原委告诉世人。曾扩情对张学良寄予“同情”和“理解”,也从个人角度出发,遂发表了一通澄清事变原委的讲话。蒋介石则不理喻曾扩情的一番“爱国之心”,反而说他的讲话是为共产党张目,不知廉耻。曾扩情回南京一下飞机,戴笠正带人等着他。戴笠说:“扩大哥,对不起了,上边要你反省反省。”后来要不是好朋友胡宗南和十几个人联名写信向蒋介石求情,恐怕早被蒋介石给杀了。联想到1935年在北平军分会当政训处处长时,何应钦与日本梅津美治郎司令官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时,正在北平宣传抗日主张的曾扩情大为不满,责问何应钦。何说,要不是蒋介石授意,他哪敢签字。按照《何梅协定》的有关条款:曾扩情和于学忠、蒋孝先等人被罢免;宪兵第三团撤去;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被解散;复兴社等秘密机关被取缔。日本浪人还不断骚扰曾扩情在中南海的住处,曾扩情被迫悄悄离开了北平。从此,“自诩”为挽救国家民族唯一领袖的蒋介石的政治信誉在曾扩情的心中“打了折扣”。出于上述原因,在成都解放前夕,他选择了向解放军投诚的道路。
为了躲避胡宗南的寻找,曾扩情又秘密潜往广汉。犹豫不定之中,吴念存拍胸脯保证曾扩情绝无问题,曾扩情便留了下来未去台湾。 [2]
解放前夕,曾扩情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解放军打进四川以后,胡宗南到处找他,还给他买好了一张飞机票,准备和他一起去台湾。但此时的曾扩情既不起义,也不露面,而是跑到四川广汉深山古寺里当起了和尚。当解放军在寺庙里抓到他时,他很天真地说:“我已拜某大和尚做了皈依弟子,早遁入空门,逃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你们还抓我作甚?”
去抓他的人感到很可笑,对他说,不光是抓你这种出家才几天的假和尚,就是削发多年的原军统行动处长宋灰鹤这样的真和尚也都给抓了起来。一个解放军战士问他,你哄骗谁?你用这种连小孩子都不会相信的简单办法来对付共产党,你是在演滑稽戏,还是思想真的很幼稚?曾扩情这才如梦方醒,悔恨没有早点逃走。
曾扩情被押送到重庆白公馆监狱后,不愿与高级犯人一起住在楼上,而非要住到楼下,与一些小特务混在一起。因为以前一些低级犯人曾发过牢骚,说“官越大罪越大待遇越好”。后来管理人员解释:那些战犯年龄都较大,而且囚禁的时间肯定比下面一般犯人要长。所以曾扩情以为住在楼下,就可以早一点释放,便坚决不肯到楼上享受较好的待遇。直到西南公安部撤销,一般犯人去农场改造,他才与高级犯人合并到一起。当时,他十分气愤,认为白白在下面受了那么长时间的苦,到头来还不是一样。

后来,中央对战犯管理作了统一规定:党的方面,凡属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以上;政的方面,省主席以上;军的方面,中将军级以上;特的方面,中统、军统负责一省范围站长以上,均集中北京归公安部负责管教。曾扩情是被俘的国民党官员中党务方面职务最高的官员,因而被集中到功德林监狱。
在战犯中,由于曾扩情平时大大咧咧,不拘小节,而且从不与人为难,有点温情主义,所以在改造所里,他与大家的关系比较融洽,被选为负责清洁的委员。
有一天,几个人正在牢房内闲聊,管理员匆匆跑进来,一个劲地喊:“恭喜各位!恭喜各位!明天或后天,就要送各位回去了!”一听这话,大家脸色顿变。曾扩情一屁股坐在大通铺上,两眼发直,口中喃喃。原来,过去在国民党的监狱,向犯人道喜,就是报道处死的一种说法,何况还加上送他们回去这句话,大家突然都感到末日来临。
当时,牢房内一片寂静,原军统特务沈醉忍不住冲着那位管理员大嚷:“你也太缺德了!你既然知道明天或后天要处决我们,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再好好过这两天,还要告诉我们,一定要我们难受你就舒服吗?”
谁知管理员听了竟哈哈大笑道:“谁说要处决你们啦!我向你们道喜是你们马上要大大改变待遇,集中学习。你们原来住过的地方已经粉刷一新,每人有一张小床,还有蚊帐、凉席等,伙食也提高多了,我刚才去看过,才来向你们道喜的。”管理员这样一说,大家脸上才露出笑容,大有重生之感。
管理员走后,曾扩情才慢慢地从床铺上站起来。铺上湿漉漉的,他的裤裆全湿了,原来他是吓得尿裤子了。
1959年9月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战犯。
首批特赦的战犯共33名,在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里有10名,他们是: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宋希濂、陈长捷、杨伯涛、郑庭笈、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曾扩情在特赦大会上表示,愿意为祖国统一大业和建设社会主义贡献自己的力量!
1959年12月14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第一批获得“特赦”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当走到一位身材矮胖、头发花白者面前时,周恩来叫了一声“曾扩情”。曾扩情“泪流满面”,想不到别离几十年,恩师还没忘记自己的名字,还能记住自己的面容。他抬起头,半晌才说出一句话:“周先生,我曾经跟您走过一段革命的路,后来我走错了路,成为一个罪恶深重的战犯,对不起您!”
周恩来风趣地说,是我们当老师的没有教好,也有责任。这是个双关语,当老师的还有蒋介石,他是校长,如果要负责任的话,他责任应该最大,这一点被接见者都能听得出来。
晚年的曾扩情与女儿
晚年的曾扩情与女儿
曾扩情被特赦后,按规定是可以留在北京的,但他的儿子来信欢迎他去沈阳,说一切都给他安排好了,他便决定去儿子那里。没想到,后来留在北京的人,在政治待遇上比到地方的好多了。等到他看到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等都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又一次傻眼了,后悔莫及。不过他和李仙洲后来也都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在“文革”10年中,周恩来派人把他接到北京保护起来,一点儿也没受到冲击。他于1988年病逝,终年93岁。 [3]
主要作品编辑
著有《黄埔同学会始末》、《西安事变回忆》、《何梅协定前复兴杜在华北的活动》、《川陕甘边绥靖主任公署的反共措施》、《记成都解放的经过》、《蒋介石两次派我入川内幕》、《我的一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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