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久治郎

简介
枥木县下都贺郡壬生町出生。1907年入外务省,在同期11名中成绩为第九位。林久治郎在1928~1932年任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一贯主张对华进行高压外交,虽然反对日本军部介入外交活动,但这只是当时日本内阁和军部在侵华策略上的分歧。林久治郎试图支持张作霖以维持日本在中国东北利益的策略,因河本大作暗中策划炸死张作霖而破灭,他向外相币原喜重郎揭发说这是日本军队干的,根本不是什么南方革命军的的活动,后来不得已只能拥戴张学良,并试图通过威吓张学良,强行组织中国南北妥协,最后引发张学良反日,东三省易帜。1936年外务省辞去官职后,担任南洋协会理事长和爪哇军政监最高顾问等职,以南方问题的专家知名。
年谱
1903年早稻田大学英语政治科毕业
1906年外交官及领事官考试合格
1907年外务省入省
1919年该省福州总领事
1923年该省汉口总领事
1926年该省驻暹罗特命全权公使
1922年该省奉天总领事


1926年该省驻巴西大使
1938年财团法人南洋协会理事长
1942年陆军司政长官(爪哇军政监部类最高顾问)
同期入省者
广田弘毅-外务省欧洲局长,驻苏维埃联邦大使,外务大臣,内阁总理大臣(第32代)
武者小路公都-驻德国大使,日德防共协定日本方面全权
吉田茂-驻英国大使,外务大臣,内阁总理大臣(第45·48·49·50·51代)
池边龙一-内阁总理大臣秘书,东洋开垦和殖民总裁
反对东北易帜
日本外交官林久治郎于1928年出任处于重要地位的奉天总领事。在任期间,他坚决主张对华进行高压外交政策,“皇姑屯事件”爆发后,他曾“软硬兼施”威逼张学良,妄图阻挠南北统一,反对东北易帜。
1928年6月21日,林久治郎前往张学良帅府,对张作霖之死“表示深切哀悼之意”,借机刺探张学良的意向。
7月16日,林再次访问张学良时,张学良告诉他:“南京政府频频劝告东三省政府与中央联合,政府内部意见大致也倾向于此。”
林立即发表强硬立场说:“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与日本保护在东三省权益绝对不能两立。与南方合作无异于与日方对抗。”
林立即找到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说,仅以口头阻止其妥协已不可能。18日,得到日本政府的撑腰后,林再次去拜会张学良,再三向张学良“提出警告”。
12月29日,东三省易帜。林久治郎于31日下午4时前往张学良住处,他向张学良提出:“南京政府标榜革命外交,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日本帝国政府虽不反对东三省易帜,但决不允许革命外交波及此地。我方权益之如何重要,当然贵总司令早有所知,虽说实现妥协也不允许丝毫有损于我方权益。”


万宝山事件
1931年4月1日,与日本、朝鲜浪人合资经营的长农稻田公司经理、汉奸郝永德,在吉林长春县万宝山地区(德惠万宝镇)租用土地500垧(每垧相当于7亩),为期10年,言明契约经长春县政府批准后生效。契约尚未批准,郝永德便将地转手租给流浪到东北的朝鲜农民耕种。
朝鲜农民为引导伊通河水入田,在马家哨口处筑坝截流,并强行在中国农民的土地上挖渠,严重损害当地农民的切身利益。
5月20日,受害农民呈请当地政府制止。
6月7日,长春县政府派人前往劝告朝鲜农民停工,朝鲜农民称是日本人指使的。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借机扩大事端,唆使朝鲜农民继续施工,并派武装日警来“保护”。
7月1日,数百名受害的中国农民自发填平引水渠一段。次日,中国农民正待继续平渠,日警公然开枪,打死中国农民数人,伤数十人,被捕受刑者10余人。日本和朝鲜的报纸故意捏造事实,进行欺骗宣传,煽动仇华情绪,在朝鲜平壤、汉城、仁川等地掀起排华暴行,从7月3日至9日,杀害华侨109人,伤160余人。
7月7日,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讨论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问题,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
7月15日,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往访坐镇沈阳的吉林省政府主席张作相,交涉万宝山事件,提出:一、保障万宝山韩人生命财产;二、赔偿万宝山事件损失;三、要求韩人在吉林的自由居住权;四、华方承认万宝山水田自来年种稻,日方官宪即退出现场。由于日方坚持无理要求,谈判陷于僵局。在这期间,又发生了“中村事件”。
中村事件
1931年6月初,日军参谋本部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等人潜入我兴安岭一带进行军事地理调查。6月26日,中村等人途经洮南时,被张学良的东北兴安屯垦军第3团关玉衡部逮捕并秘密处死。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部遂借此事件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和无理要求,大造侵华舆论。这就是“中村事件”。当时在屯垦3团任少校团副的董平舆的儿子回忆了他所知道的“中村事件”。
兴安屯垦区因地方重要,早就划为了军事禁区
我家是长春人,我的祖父董耕云是老同盟会会员。1917年,祖父曾到广东参加孙中山先生召开的非常国会,后被孙中山先生派回东北,作为他和张作霖的联络代表。


因为有这些关系,我父亲董平舆1923年北大毕业后,就在奉天交涉署当秘书,1925年由炮兵司令邹作华推荐、张学良将军保送到日本士官军校学习,并于1929年10月毕业。
当时大兴安岭地区土匪活动猖獗,治安十分混乱。为了加强守备,开发边疆,维持治安,张学良将军将一部分奉军改编成屯垦军,建立了兴安屯垦区,并任命邹作华为屯垦军司令。我父亲回国后,就在兴安区屯垦督办公署下的屯垦3团当少校团副,驻地在佘公府。兴安屯垦区因为地方重要,早就划为了军事禁区。
1930年,我7岁时随我母亲到3团住过几个月。时任兴安屯署军务处长兼第3团团长的关玉衡常到我们家来。我管他叫关伯伯。他身材魁梧,穿军装马靴,是一个行伍出身的军官。他很喜欢我,常拉着我的手问这问那,问我长大了是不是也当军官。他也常抱起我来亲我的脸,硬胡子茬扎得我很疼。我很怕和他见面,有时老远地看他来了,就躲着他。关伯伯是一个既威严又可亲的长辈。
3团这一带很荒凉。团部房子又矮又小。办公室只有一个长桌,墙上挂着一台手摇电话机。办公室也当会议室。这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吃高粱米,沙子很多,嚼的时候不敢合牙。那时因为日本侵略军不断挑衅,时局已很紧张。住不到半年,我和母亲就离开了那个荒凉的地方。
我父亲判定中村是日本军事间谍
(日本帝国主义早就企图侵占我国东北地区。自1931年开始,即不断派遣特务、间谍潜入东北各个要塞,刺探军事、政治情报,为发动侵略战争作准备。当年5月,曾任日军参谋本部参谋的日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受日本驻中国东北间谍总头目土肥原贤二派遣,以考察农业为名,潜入兴安屯垦区,窃取我军情报。)
1931年6月25日,关伯伯率领部队巡视防区边防,留下第1营营长陆鸿勋代理团务。
就在关伯伯出巡走后两个多小时,卫兵在团部附近看到一伙人牵着马匹在拍照测图。卫兵认为形迹可疑,就报值勤军官,将可疑人带到团部。
这伙可疑人正是以中村震太郎为首的日本军事间谍。

陆鸿勋对中村等人进行审问,但中村不会说中国话。陆鸿勋见他蒙古人打扮,就找人用蒙古话审他,他又听不懂。陆鸿勋这才怀疑他是日本人,就让我父亲用日语审他。
我父亲问他是干什么的,中村就拿出一张印有“日本东京农业学会会员”的名片,佯称是东京农业学会派来到东北调查土质和农业状况的研究人员。我父亲没有听信他的话。他从中村等人的马匹、装饰断定他们形迹可疑,就命士兵搜查,结果从他们的行囊中搜出手枪、很多张手绘的军事禁区地图和调查手记。我父亲翻阅了调查手记后得知,中村的确切身份是“日本帝国参谋本部情报科情报员、陆军大尉”。调查手记上还记载了这伙人经过的路线、每日的进度、军事禁区的详细情况。根据这些,我父亲判定中村是日本军事间谍。
关伯伯抽出战刀,煞住了中村的威风
第二天,关伯伯回来后亲自审讯中村。中村非常蛮横,竟耍起威风同官兵格斗起来。关伯伯抽出战刀,煞住了中村的威风。当令其在口供记录上签字画押时,中村又撕毁口供,同官兵扭打,被士兵当场用枪托击中头部,晕倒在地。
究竟怎么处理,关伯伯征求大伙的意见。当时我父亲建议按军事间谍罪处死中村。关伯伯仔细考虑了一下,中村等人的间谍罪行已确凿无疑,这明显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但在“弱国无外交”的年代,即使就此提出交涉,也难免让中村等人逍遥法外。鉴于此种情况,关伯伯下令将中村等人秘密处决。于是就在当夜,中村等人被押至后山偏僻处枪决。
6月27日一早,关伯伯带着警卫员,赶到驻在洮南府的兴安屯垦区公署。他向代理督办汇报了处理军事间谍中村的详细情况,并出示了重要罪证。当日,兴安屯垦区公署就把情况以快邮代电的形式,向正在北平的张学良将军作了汇报。张学良将军怕日军借此进行挑衅,就作出了“妥善灭迹,做好保密”的指示。
遵照张学良将军的电令,关伯伯在部队中实施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遗憾的是,关伯伯的司务长李德保禁不住诱惑走漏了中村被杀的消息。
事后,日本驻沈阳领事馆总领事林久治郎和陆军参谋本部的森纠一同会见了奉天省省长臧式毅,宣称东北军屯垦3团士兵因图财害命而杀死了中村。日本内阁也就“中村事件”进行专门讨论,并对中国政府进行威胁。
9月13日,东北军参谋长荣臻秘密派人将关伯伯和我父亲接到沈阳。关伯伯由宪兵看押,以防日本人加害。然后东北军公开宣称已将屯垦3团团长关玉衡逮捕,令其听候处置。随后我父亲也被派到东北讲武堂当教官了。
事实上,日本早已在寻找武装侵华的借口,“中村事件”只是它蓄意挑起事端的一个小小理由罢了。几天后,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北大营。“九一八”事变爆发!


日军一直对我父亲和关伯伯进行追杀
9月18日当天晚上,日军到处查找关伯伯。幸亏看他的宪兵提前把他放了。关伯伯和我父亲都是化装跑出沈阳的。
我父亲先到锦州东北长官署当参谋,后又转到北平陆军整理委员会任职。后来,我父亲又来到上海,被委任为蒲淞警察所所长,改名叫董昆吾。我们一家也到上海住了。
当时任外交部次长的王家祯告诉我父亲说,日本驻南京的大使川樾也正查找我父亲的下落。这足见占领东北是日本政府蓄谋已久的侵略决策了。
这时候,关伯伯已赋闲,曾到上海来找我父亲,住在我们家。因为他在洮南就认识我了,就显得更亲切了。他常拉着我的手,问学了哪些功课,想家不想家,恨日本鬼子不恨……
那时节,关伯伯常愤愤地自言自语,叹息中国为什么这么软弱、当局为什么不让抵抗,总悲叹东北3000万名同胞遭遇苦难。他还和我父亲经常说起“中村事件”。从他们的言谈中,我逐渐知道了“中村事件”的真相。父亲还告诉我说日军占领东北,侵略中国,是日本几十年的国策。中村这事纯粹是日本找的借口。
1936年夏天,有长春的熟人来上海做生意,告诉我父亲说日本人正悬赏捉拿关伯伯和他两个人。3团1营营长陆鸿勋本已投到伪满军当炮兵团长了。日军查出是他捉住中村的,立刻把他关押起来,严刑拷打,又把他押到洮南,挖出他的心肝来祭中村。日本侵略军的残暴可见一斑。
1937年日军攻占上海。我父亲到榆林马占山部任职了。我母亲带我和弟弟回长春老家,胆战心惊地过了8年。
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关伯伯为“爱国军官”
经过8年抗战,关伯伯的职务只是一个军的军需处长。1946年国共和谈。国民党为借重关伯伯抗日的声望,让他当了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代表,军衔还是上校。
那一年,我们家搬到北京,我父亲也从陕北回到北京。关伯伯常来我们家和我父亲叙谈。他很关心我的学业,说大学毕业后要出国留学,回来后要为国家好好干一番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党以关伯伯抗日的功绩安排他任省政协委员,并在宁安抗日纪念馆工作。我父亲也是政协委员和省参事室参事。关伯伯来开会,每次都找我父亲叙谈。
1956年,为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周总理在北京接见了参加西安事变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代表。关伯伯和我父亲作为“中村事件”的当事人,也应邀参加了。席间,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关伯伯为“爱国军官”、“爱国民主人士”。关伯伯当时激动万分。
我因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当医生,直到1965年关伯伯去世时也没再见他老人家一面。后来我到美国波特兰讲学,遇到几个长辈。他们常提起关伯伯,对他都十分敬仰。


“九一八”事变
张学良的改旗易帜。张作霖被刺杀,不仅在日本,更在东北出现了严重的政局混乱,群龙无首,各自观望。日本军方企图以便借“维持治安”和“保护侨民”的名义,行使武力,建立亲日政权。而国民革命军有大兵压境,东北张氏政权面临着腹背受敌。此刻,张学良面对这种形势,采取了“冷处理”策略。
首先,对张作霖被炸情形严密封锁,秘不发丧,使日本侵略者摸不清虚实,未敢轻举妄动。其次,对日本的屡屡挑衅和军事威胁,采取了忍耐、克制的态度,避免造成中日冲突状态。再次,对南京政府息兵谋和,缓和国民党军与奉军的对抗态势,陆续将奉军撤回东北,巩固东北边防。最后,张学良争取新、旧两派势力,谋求子继父位占据政治中心地位,掌握东北军政领导权。稳定了东北局势,才宣布张作霖的死讯,并随即就任奉天督办;不久又经东三省议会联合会推举,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任奉天保安司令),一举掌握了东北军政大权。
以张学良为首的新派,在“息内争、御外侮”的思想指导下,主张停止内战,实现国家民族统一,自强自立。张学良执政后,一面耐心说服元老派放弃割据思想,使他们逐渐赞同统一救国的方针,一面树立威信,坚决抵制亲日派和阻挠派。在张学良的努力下,国奉合作谈判进展很快,至7月中旬东北易帜大计基本确定。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认为东北易帜是对他们的“满蒙权益”的重大损害,百般加以阻挠,于是张学良与日本之间展开了一场民族独立与殖民侵略的斗争。日本采取的基本策略,是依仗军事威胁施加政治压力,由外交官打头阵,军政要人轮番阻挠,企图压服张学良听命于日本。
张学良继任奉天督办不久,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于6月25日向张学良进言:“为今之计,东北当以保境安民为重,切勿过于向南方采取接近态度。”7月16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访问张学良,并警告说,因国民政府标榜革命外交,单方面废除与各国条约,图以武力收回租界,故与南方(指国民政府)合作即无异与日本对抗。19日,林久领事再次访问张学良,转交了日本政府的信件,谓“日本素来无干涉内政之意,但违背张作霖氏之方针,轻与南方妥协时,其结果所造成之影响,日本不能漠不关心。”张学良反诘林氏:“是否可将日本不愿中国统一的意见,或东北不能易帜是由于日本干涉的情形向南京政府报告?”林氏无词以对。但2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村冈对张学良发出了强硬的警告。
日本由于张学良改旗易帜不可逆转,便贸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于张学良对日本心存幻想,才起了不抵抗政策。导致了东三省丢失。1990年张学良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没有提及蒋的密电,而说当时的中央政府行政院长孙科,下达过一个指示,内容是“相应处理”,意思是说中央不负责任。这等于张学良承担了不抵抗的责任。那么张学良为什么不进行抵抗呢?张学良自己解释是判断失误。他认为,判断一件事,“应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设想对方环境、处境和利害关系”,因此,“我的判断是,日本那样做,不仅对中国不幸,对日本来说,要受国际上的责备,后果也是不好的”。“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假如我真知道日本人要挑起战争,那我当时可能跟日本人要拼的”。在是不是蒋介石曾给过他“不抵抗命令”,各方学者说法不一。日本学者认为“考虑到他现今的处境,不得不做如是说”。但是,不管是张学良执行蒋的命令也好,张学良是要承担丢失国土的历史责任的。对待东北问题,张学良是十分后悔的。


其实9.18事变,一开始也是试探性的发动,“九·一八”事变,其实更多的是日本陆军部,特别是关东军等侵华激进派(他们对当时内阁政府侵华的谨慎政策不满)铤而走险的一次正面试探行动,但中国军队不抵抗,竟使其一击便大获成功。原目的是逼迫张*学*良妥协,但由于没有遭到丝毫的抵抗,助长了日本军方的气焰,从而演变成了大规模的军事占*领。以当时日本东北兵力,只有区区2万人左右的兵力,是无法和拥有近40万军队东北军抗衡的。1931年918前夕,中日军事对比是,东三省的日军正规军只有第2师团的两个旅团和6个守备大队共1.04万人,在乡军人(退伍军人)1万人,警察3000人。共2.34万人。日本在31年夏季才开始在国内部队装备国产坦克和装甲车,关东军此时还没轮到;能迅速支援的日军只有驻朝鲜的2个师团,共3万人。而驻扎在东三省的东北军有20多万,平津一带还有东北军11万主力部队,可以迅速回师关外。日本国内本没有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日本在9.18时期根本没有做好大战准备,驻朝鲜的日本军甚至怕关东军会完蛋,急电国内要求“不能不救关东军!”(日本祢津正志著《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可以看出日本占领东北一是军方激进分子强行拖入的,二是张*学*良不抵抗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正是由于918事*变,使日本关东军的势力迅速膨胀,极盛时,关东军兵力多达70余万。
满洲国的建立。日本帝国主义为推行侵略政策,编造了“满蒙特殊论”、“满蒙生命线论”等荒谬的侵略理论。或曰:“满洲并不是中国的领土。”或曰:“吾人耗费20亿国帑,流了23万人之鲜血,此事欲忘不能。”或曰:“日本为解决每年增加的100万人口,自然要利用满蒙新天地。”“满蒙”非中国领土——与日本有“特殊关系”——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人要生存下去的“新天地”。总之从始自终就是想要把满洲从中国分裂出去,变成其殖民地的傀儡,以确保其经济利益。正是这一主张,策划刺杀张作霖,发动九一八事变,最终导致其扶持了一个满洲国。
1931年底,因九一八事变引咎辞职的原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前往满洲,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进行会谈,商讨事变进展。吉林省代理长官熙洽等满洲贵族提出了迎接清朝逊帝溥仪至满洲,成立国家的方案,得到关东军方面的支持。参与建国的人士本打算在国联派调查团来之前,由溥仪任国王,建立一君主制政权,后奉天方面臧式毅、赵欣伯、袁金铠等人主张共和制,后决定请溥仪担任执政。1931年11月11日,溥仪从天津出发,经大沽口,营口到达旅顺。在抚顺,本庄繁手下的板垣征四郎找到溥仪,要求溥仪出任满洲国执政。
1932年2月16日,东北各省的领袖张景惠、熙洽、马占山、臧式毅、谢介石、于冲汉、赵欣伯、袁金铠等人在沈阳大和旅馆召开“东北政务会议”,会议由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主持,决定迎接溥仪为满洲国执政,并分配了各人在政权中的职务。其中板垣征四郎任奉天特务机关长、满洲国军政最高顾问。
1932年3月1日,满洲国宣布成立。首都设在长春(改名为新京),中华民国政府否认东北独立,并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6日,溥仪从抚顺出发,9日到达长春,正式宣布就任满洲国执政,年号为“大同”。同时该国各府、院、部的负责官员也被任命,满洲国宣布正式成立。
伪满洲国成立后,其领土范围包括现中国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全境、内蒙古东部及河北北部。根据1932年的《日满议定书》,伪满洲国承认清朝将旅顺、大连一带的关东州租借予日本的条约,故关东州继续由日本直接管辖,不属伪满洲国行政区划。伪满洲国首都为新京(今长春市),在1934年划为14个省和2特别市:安东省;奉天省;锦州省;吉林省;热河省;间岛省;黑河省;三江省;龙江省;滨江省;兴安东省;兴安西省;兴安南省;兴安北省;新京(即长春)特别市;哈尔滨特别市。1939年更改为19省、1特别市:安东省;奉天省;锦州省;吉林省;热河省;间岛省;黑河省;三江省;龙江省;滨江省;兴安东省;兴安西省;兴安南省;兴安北省;牡丹江省;通化省;东安省;北安省;四平省;新京特别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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