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会议

日本召开的东方会议有三次:即1921年5月原敬内阁召开的东方会议;1927年6月底至7月初田中义一首相召开的东方会议;1927年8月森恪在大连召开的大连会议(称为第二次东方会议)。关于各自的名称,不同的资料上有不同的称谓,如在《大本营陆军部》一书的引用资料中,把森恪召开的大连会议称为第二次东方会议 ,而在秦孝仪主编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中称田中义一召开的东方会议为第二次东方会议 。现在我们一般称,于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由田中义一召开的会议为东方会议。
东方会议是1927年日本田中内阁为制定侵略中国的总方针而召开的重要会议。 在日本侵华史上,东方会议是一次决定“国策”的重要会议。《对华政策纲领》勾画出田中内阁企图攫取“满蒙”和武力侵华的“积极政策”的基本轮廓,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决定攫取整个东北,加快实现大陆政策。“满蒙特殊论”则成为后来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的理论根据。东方会议预示着一系列重大的武力侵华行动即将展开。
召开背景


20世纪20年代,日本面临严重内外危机。继1920年经济危机之后,1927年又爆发了金融危机,与此同时,国内工农运动蓬勃发展,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浪潮日益高涨。为了摆脱危机,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急于武装侵略中国,进而征服亚洲大陆。1927年4月17日,若槻礼次郎内阁下台,4月20日,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受命组阁。田中义一上台后一洗币原的“软弱外交”,转而以强硬的姿态对外交往(特别是中国),并且田中义一本人担任外相。田中义一对中国实行的是以“强硬外交”为核心的“积极政策”,其“积极政策”的序幕就是出兵山东。在24日,陆相白川义则在内阁会议上提议出兵保护“侨民”,后在27日,田中内阁以“就地保护侨民”为借口出兵山东,且28日天皇裕仁认可。6月1日,日军在青岛登陆。田中义一本人是一个大陆扩张主义者,如今已经登上首相位置的田中决心大力推行其向中国东北扩张的一贯主张,因此在出兵山东的同时,他指示政务次官森恪着手准备一次有陆海军首脑、驻华使领、关东军司令官等参加的东方会议,准备在这次会议上,交流情况,统一认识,从而制定出不同于“币原外交”的对华“积极政策”。
召开准备
1927年5月11日,田中内阁对议题进行了确认,主要集中在对中国政策的方针上。
5月18日,确认<<会议组织草案>>。
5月24日,命驻北京公使芳泽谦吉、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回国。
5月30日,田中义一向陆相通知会议议题,并邀请陆军官员等与会。
6月6日,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提出《关于对满蒙政策的意见》
讨论议题
中国时局
维护与扩大日本帝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
从山东撤军与中国反日问题
对华武器输出问题
委员针对政府对华政策的质询


会议文件
会议结束后,田中首相提出了一份《对华政策纲领》,做为对东方会议的总结。纲领共八条,1-5条条主要是对“中国本土”的对策,6-8条是对“满蒙”的对策。并且在后来的史料中出现了一份据称是田中向天皇呈奏的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文件(通称《田中奏折》)。
内容介绍
东方会议是日本侵略中国特别是我国东北史上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在侵华,特别是在侵略中国东北的策略上有两种主张:山本条太郎等的内科方法,即以外交的、经济的手段维护和扩大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特别是在东北的利益;森恪等主张外科方法,即用军事手段进行侵略。最后田中综合两种侵略手段,发表了《对华政策纲领》。
这次会议所决定的各项政策,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该纲领一开始就提到鉴于日本在远东的特殊地位,对于中国本土和满蒙自然不能不加以区别对待。这就表明了他的基本方针在于使东北蒙古脱离中国的政策。
第二,镇压不逞分子(指抗日革命者)以维持秩序,帝国的权利利益并在华日桥的生命财产遭受不法侵害时,应该断然采取自卫的措施。这就是说,为了保护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权益,而向中国出兵亦在所不辞。
东方会议还讨论了对张作霖的处置办法。会议认为,当前中国形式对张作霖不利,张应充实东三省的基础,维持治安,安定人心,以便防止动乱的波及。
上述东方会议的内容表明,自华盛顿会议以来,日本政府所宣布的,尽管是虚伪的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方针,田中内阁也把他抛弃了。这次会议决定了对中国的强硬的赤裸裸的侵略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后来导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和伪满洲国的建立。


参会者
会议采取委员制。
委员长: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
委员:政务次官森恪、外务参与官植原悦二郎、外务次官出渊胜次、亚洲局局长木村锐市、通商局长斋藤良卫、欧美局长堀田正昭、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汉口总领事高尾亨、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陆军省次官烟英太郎、参谋本部次官南次郎、军务局长阿部信行、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松井石根、海军次官大角岑生、军务局长左近司政三、军令部次长野村吉三郎、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朝鲜总督府警务局长浅利三郎、大藏省理材局长富田勇太郎。
铁道大臣小川平吉、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内务大臣铃木喜三郎、大藏大臣三土忠造等旁听。
基本主
山本条太郎等的内科方法,即以外交的、经济的手段维护和扩大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特别是在东北的利益;森恪等主张外科方法,即用军事手段进行侵略。最后田中综合两种侵略手段,发表了《对华政策纲领》 。
过程
注:关于东方会议的具体内容,最早见于《支那时报》(第七卷,第二号),但现不易得,而1943年日本东京高山书院出版的《森恪》一书中予以摘录,因此可供参考。《森恪》一书中关于东方会议的内容可从以下书籍中寻得:秦孝仪主编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章伯锋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一卷) ,以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第五卷)。此处系综合上述书籍之内容而成。
一共召开了五次会议,出席委员各自陈述对话意见,并经过种种讨论后,最后由田中首相训示有关对华政策之纲领,以期对华政策之运用与其统一。
一、会议开始时间:6月27日
会议一开始,先由田中义一宣读开会词,然后木村亚细亚局长报告议事日程后,散会。
田中义一之开会词(田中义一的致辞)
中国之时局现正极其紊乱,因之对实行我政府之对华政策,有予以深切考虑之必要。故此本人认为中国之战局亦已获得一时之小康状态,拟在此时此际征求驻在中国各方面而代表日本官方之诸位先生对中国时局之报告与率直、坦白之意见,以作政府之参考。同时拟在政府之政策运用上,获得诸位先生之理解,进一步实施统一、彻底之政策。本会议即是根据此种意义而召开。再者,在考虑运用政府之政策方法时,本人想有关涉及细则、细目之事项,随本会议之进展,适应必要,恐将有组织特别委员会之事,此种场合希望亦予以谅解。
(注1:根据外务省秘密档案之记载,末尾则有下列数语:本会议甚引新闻报纸之注目,故发布新闻有十分小心留意者之必要。此项任务由植原参与官担当,可发表之事项由植原参与官加以适当安排后发表。除此以外,务请诸位牢记本会议之内容乃绝对秘密。 )
(注2:田中义一的致辞亦见于章伯锋等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第一卷,从九一八至七七,第6页。)


二、第一次会议:6月29日上午,外相官邸
出席人员:除了上述人员外,还有小川铁相、山本农相、三土藏相、白川陆相等,鸠山书记官长等以旁听者之身份列席。
开会后先由矢田上海总领事作报告。下午,仅有高尾汉口总领事、吉田奉天总领事、松井第二部长作报告,并没有进行任何议事而散会 。
三、第二次会议:6月30日上午
首先是武藤司令官陈述意见,而后儿玉长官申述对满铁沿线关东州租借地之行政上意见,最后由东方会议之中心人物——芳泽驻华公使就中国一般之政治情形,特别就中国南北之两大势力对立之将来等问题提出意见。
四、第三次会议:7月1日上午
继续就第二次会议问题进行探讨,特别是对满铁问题有所探讨,而且得出了一些意见。
五、第四次会议:7月2日上午
主要是对长江一带日本经济复兴问题,有所审议。
六:第五次会议:7月4日
对过去中国投资问题、中日通商条约之改订与现行条约之违反等问题作出了决定。


七、结束:7月7日下午
先由木村局长报告会议经过之大体情形,然后田中义一以此次之东方会议乃极重要之会议,外务省方面之委员会当然不必说,并承蒙其他陆海与有关各省(部)负责人出席,使吾人亲聆坦白、率直之高见。本人相信,各自当可以此谅解将来政府所应采取政策之彻底统一之方针,而付诸实现。本人愿借此机会向诸位公表政府之对华政策纲领为前提,发表“对华政策纲领”。
八、会议收获
一、根据“对华政策纲领”,对华政策之运用得以统一,中央与驻现地分支机构固不待言,即各机关间扦格嫉视之弊亦得以铲除;
二、由于外交之有继续性,对华不干涉政策依然得以支持,一扫中国方面之误解;
三、有关满蒙问题,特别是有关东三省之治安,率直表明我国(指日本)之立场以及对其要求和希望。
意义编辑
东方会议是日本决定加紧推行侵华的大陆政策具有关键性的会议。它对日本侵略中国,特别是侵略我国东北是有重要作用的。会后,日本即按照会议所决定的方针,积极推行侵略中国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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