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道中衰

嘉道中衰是指清国经乾隆后已经开始走下坡,吏治败坏,武备废弛,国库空虚。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朝在与英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开启西方殖民主义侵华之序曲,国势进一步衰退。


背景
清国统治者以少数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几代帝王励精图治,使社会经济发展到一个高峰。但清朝在乾隆年间之后,吏治迅速败坏,官无不贪,吏无不恶,清朝国势日非。乾隆五十九年,朝鲜使者记录:“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 洪亮吉陈述乾隆末年时说:“士大夫渐不顾廉耻,”“十余年来,督抚藩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出巡则有站规、有门包,常时则有节礼生日礼,按年则又有帮费,升迁调补之私相馈谢者尚未在此数” 。
嘉庆、道光时期,在清朝统治下的封建社会中,土地高度集中,财政极度匮乏,吏治极端腐败,军备严重废弛,这个封建国家已迅速走向衰落。随之而来的,则是在全国范围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迅速激化。同时又面临着一系列的社会危机:如南方的白莲教,京畿的天理教,东南海上的骚动,采矿的封禁,钱粮的亏空,八旗生计,鸦片的流入,河漕的难题等等。但是嘉庆都把上述问题作为个案看待,他没有也不可能从制度上去加以解决。
道光即位之初,中国正面临最重的内外危机。在内已经走下坡,史称“嘉道中衰”,其突出表现于吏治腐败,武备张弛,国库空虚,民众反清斗争频频;在外,西方列强势力东侵,鸦片荼毒国民。道光颇想有一番作为,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企图中兴。他虽然朝纲独断,事必躬亲,以俭德著称。但内政事物,如吏治,河工,漕运,禁烟等均无起色。勤政图治而鲜有作为 。


表现
贪污腐化
清代封建统治集团的奢侈腐化之风实自乾隆朝开始。乾隆帝当政六十余年,既为清朝建立了不世功业,亦留下了衰落疲败的种因。乾隆中期以后,他仿康熙六次南巡之例,六度南巡,而“供亿之侈,驿骚之繁,转十倍于康熙之时”。乾隆十六年(1751),皇太后六十岁生辰,中外臣僚纷集京师举行大庆。自西华门至西直门外,十余里中“剪彩为花,铺锦为屋,九华之灯,七宝之座,丹碧相映”,“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侲童妙伎,歌扇舞衫”。各地督抚之贡物,争奇斗巧,“广东所构翡翠亭,广二、三丈,全以孔雀尾作屋瓦” 。
此后,在皇太后八十寿辰以及乾隆帝自己八十寿辰时,“京师巨典繁盛”,与皇太后六十寿辰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竞相效仿。嘉庆道光时,河吏的奢侈,是当时愈刮愈猛的奢侈之风的明显例证。清代漕运依赖运河,故而列朝对河政十分重视,国家财政拨款也很充裕。然而,乾隆末年以后,国家每年费帑数百万,真正用于运、黄、淮河治理之费不及十分之一,其余悉皆供河吏挥霍而已。河督的奢侈有帝王所不及者。河督宴客集天下之珍馔。为烧一碗猪肉,要杀五十余头猪,取其背肉一脔,余皆弃之。一盘驼峰,必得杀三、四峰骆驼。河督终日置酒高会,参加河督宴会的人,鲜有能终席者。因为每次宴会,往往历经三昼夜而不能毕。官场中的奢侈不是个别现象。道光时,一个陕西粮道在他迎来送往时,“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大鱼一尾,值钱四、五千文。……其他如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 。
在官场中的奢侈之风日益蔓延时,一些大官僚和富逾王侯的大地主、大商人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乾隆嘉庆时某阁臣,其家“奢汰异常,舆夫皆著毳毭之衣,姬妾买花日费数万钱” 。京师米商祝氏,“其家屋宇至千余间,园亭瑰丽,人游十日,未竟其居”。宛平查氏、盛氏,“其富丽亦相仿”。怀柔郝氏,乾隆曾驻跸其家,“进奉上方水陆珍错至百余品,其他王公近侍及舆僮奴隶,皆供食馔,一曰之餐,费至十余万” 。乾隆帝的骄奢淫逸,开一代奢侈之风,而贵族、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奢侈腐化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奢靡之风愈演愈烈,不可遏止,嘉庆帝、道光帝曾力加矫正,然无济于事。


吏治败坏
吏治败坏与清王朝几乎是相始终,这与清王朝直接承接明朝末年腐败的官场文化有关。清王朝既是少数民族,必须对中原士子大加笼络。康熙年间就有所谓的南北党争。清代的贪污问题是长期的,康熙晚年,官场奢侈腐败之风已经兴起。雍正时大力改革使得吏治稍得控制。乾隆时,奢靡之风又卷土重来且愈来愈甚。乾隆六巡江南,地方沿途大兴土木,豪华与排场空前,糜费特甚。可谓极尽奢华之能事。
乾隆中叶以后,吏治的严重败坏成为清朝封建统治极端腐败的明显象征。当时,权臣专擅,结党营私,欺蒙粉饰;官吏昏聩无能,贪赃枉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权臣的专擅,前有和珅,后有穆彰阿。和珅,满洲正红旗,少贫无籍,为一普通官生。后来,依靠祖先功业,承袭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1757年,爆发云贵总督恒文和云南巡抚郭一裕的“金炉案”。乾隆三十四年(1769),和珅被挑选入銮仪卫,充当了皇帝轿旁的一个小侍从。因他相貌英俊,口齿伶俐,应对乖巧,深得皇帝赏识。从此,他官运亨通,平步青云,在短短的十来年中,竟从一个轿旁小侍从变成了“宠任冠朝列”的朝廷重臣。乾隆帝宠信和珅近二十年,和珅恃宠威福由己,植党营私,内而公卿,外而封疆大吏,皆出其门。和珅恃宠肆意排斥异己,“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纳贿者则为周旋” 。和珅的专横跋扈,在乾隆帝晚年更形嚣张。当时,乾隆帝虽禅位于嘉庆帝,但仍以太上皇名义执掌朝政,政务完全依赖于和珅,和珅成为出纳帝命之人。和珅恃宠专擅“甚于前日,人皆侧目,莫敢谁何云” 。

道光朝的大学士穆彰阿,固宠窃权,“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摸以逢主意”。穆彰阿在朝廷内呼朋引类,广植私党,“门生故吏遍于中外” 。清中叶以后,庞大的封建官僚机构,因大批官员的尸禄保位和昏愦无能而运转不灵。在大批朝廷重臣中,有为保位贪荣而故作庸懦者。嘉庆时,各部院衙门“诸臣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苟且塞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甚至问一事,则推诿于属员,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 。各省督抚“或于应办事件,藉口行查,经年累月尚未完结,其废弛积习,犹为牢不可破” 。
道光时的大学士曹振镛津津乐道于“多磕头,少说话”的为官之道,将国事政事置诸脑后,以保一身一姓之尊荣富贵。在嘉庆道光时期的大批朝廷官员中,还有大批不学无术的庸劣之辈。道光时的闽浙总督庆瑞,与司道幕友宴会,“较力唱曲,俗语村言,无所不说,不学无术,殊不自重” 。直隶总督桂良,“其胸中蕴蓄如草芥,其口中吐属如市井”。


封疆大吏如此,道府官员的昏愚更令人瞠目。陕西雁平道章荆凡,终日不理政事,公事皆幕友主持。即使遇到京控发审案,亦令书吏在外劝言,从不提审。即便提审,也是“两造到堂,原、被莫辨,而口钝言涩,狱不能折” 。穆彰阿当政时,因各地知府率兼税收,为膏腴之地,故多方扶持旗员为外任,而旗员“多不识字,听信幕友家丁,恣为奸利” 。乾隆中期以后,官场中更形成了种种层层相因的陈规陋习。当时下级官员觐见上司时,要馈送银钱;年节生辰,要进送礼品;官员外放,要通贿吏部官员及京中大员;钦差及督抚大员赴任途经地方,地方官员必须馈赠盘费。这样,上至阁老大员,下至胥吏差役,都从这种陋习中获取厚利。因为“州县有千金通融,则胥役得乘而牟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融,州县得乘而牟十万之利” 。于是,各级官员层层受贿,狼狈为奸,几乎是无官不贪污,无吏不行贿。正如时人所说,清中叶以后的官员,廉与不廉的分别,只在于“廉者有所择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罗致,结拜师生、兄弟以要之” 。
因此,乾隆中期以后,揭出不少的大贪污案。乾隆宠臣和珅,在当政的二十多年中,揽权纳贿,积聚起惊人的财富。当和珅在乾隆帝死后,被嘉庆抄家时,对和珅家产总数的最低估算也达“数千万两之多,最多达到亿两左右” 。还有些官吏,为了填满欲壑,竟到了玩视民瘼的令人发指的地步。嘉庆时,广东英德县知县陈寅,于审办案件并不随时完结,以致数年之内,在押病毙人犯共有数十余名。这种情况并不是广东一省才有。地方官员推迟案件的审结,是因为这些地方官“欲藉案件索赃,多方搜剔,或以一人而牵连众人,或以一案旁及他案,辗转追求,公差四出。而胥役等每至一村,索诈使费,有钱则正犯纵令他逸,无钱则旁人亦被牵连,必至贿赂已通,欲壑已满,始肯审结一案。而由县详府,由府详司详院。一杖责可完之案,而百姓身家已破,甚至“久禁囹圄,长途解送,因此拖毙人命” 。
1790年礼部侍郎尹壮图上疏道:“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 。及至乾嘉之际,随着王朝的盛极而衰,吏治腐败问题表现得更加突出。嘉庆时期,爆发了白莲教、天理教等农民抗争,社会冲突激化,更使政府财政大受冲击。嘉庆五年八月曾谈到追赔的原因:“年来办理军务需用浩繁,目下大功将次完竣,一切善后事宜均需筹拨款……理应按限完交” 。嘉庆帝无奈地说:“大不法小不廉,吏治不清,民生何赖?甚至大缺一万,中缺八千,形诸白简,此非彰明较著者乎?…… 朕澄叙官方,首先责己,力行节俭,永杜贡献。诸大吏受任既重,养廉又优,贡献之费已除,权门之索又绝,必应清白乃心,为国宣力。然而风气未移,俗态犹故,时有在朕前借端尝试,巧言利国,实皆利己,似此者不一而足。” 这时鸦片开始流入中国, 而中国的白银开始大量外流,使中国对外由出超国变为入超国。嘉庆帝屡申禁令,一旦案发,“失察卖放之监督及委员吏役人等一并惩办不贷” 。道光四年进口鸦片高达一万二千六百三十九箱 ,“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道士、僧尼,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 。至道光年间终于发生鸦片战争。


军务废驰
八旗劲旅早年在关外所向披糜,战无不胜,但康熙平定“三藩之乱”的战斗中,八旗兵军纪已散,军力已大不如前,“八旗将佐,居家弹筝击筑,衣文绣,策肥马,日从子弟宾客饮” 。以汉人为主的绿营开始堀起,朝廷一有战事,便主要依靠绿营兵。乾隆元年谕:“八旗从前风俗,最为近古。迨承平日久,生齿日繁,渐及奢靡。如服官外省,奉差收税,即恣意花销……而兵丁闲散惟知鲜衣美食,荡费成风,旗人贫乏,率由于此。” 嘉庆年间八旗和绿营均已腐败,丧失战斗力,嘉庆曾随乾隆阅兵,所见是“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 。平定白莲教时,八旗请缨赴战,却四处抢劫,“其在京谙达、侍卫、章京无不营求赴军,其归自军中者,无不营置田产,顿成殷富” 。严如煜说:“教匪之役,前后八九年,兵调十数省,其中劲旅勇鸷敢战者固自不少,而矫捷坚实可恃,必以黔兵为第一。……各省提镇大营之兵,所驻通都大邑,地方平衍,风俗华靡,平时未尝远出城郭,一旦负枪荷戈,走山路数十里,汗淫淫下,喘息不宁,又且饮醇啖肥,习以为常,山内包米杂粮,食不下咽,先自饥疲,与猾贼追逐百数十里,鲜不病乏者” 。
费正清说:“1800年左右的中国经济不仅与欧洲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结构不同,观点迥异。………技术水平则仍停滞不前,人口增长趋于抵消生产的任何增加。简言之,生产基本上完全是为了消费,陷入刚好维持人民生活的无休止的循环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纯节余和投资是完全不可能的。”
八旗生计
清军入关,满族人口大量涌入北京及其附近地区。为了安置八旗官兵和闲散人口,清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八旗官兵因此获得一部分旗地。兵丁份地大多数靠本人带同家属从事耕种,后多迫于生计被典押出去。清统治全国以后,八旗兵丁生计日渐拮据。
嘉庆帝在位期间,八旗生计问题的进一步严重化,由于生计异常艰难,风气堕落,旗人中违法乱纪的事件不断发生,就连宗室子弟不少也混迹其中,即如嘉庆御制《宗室训》中就抱怨说:“近年以来,不肖子弟越礼逾闲,干犯宪章者亦尽见迭出,所为之事,竟同市井无赖。” 最典型的事例,是不少旗人甚至宗室贵族背离忠君事上的传统观念,崇拜上帝,私习洋教。如嘉庆十年闰六月,刑部查禁洋教时获悉,宗室图钦等四人私习洋教,而且坚决拒绝出教,这种情况使嘉庆震动极大,指出:图钦图敏本是罪人苏努子孙,理宜安分守法,乃敢私习洋教,虽经刑部再三开导,始终执迷不悟,情属可恶,因而令革去红带子,发往伊犁枷号六个月后充当折磨差使;旗人魁敏和窝什布二人削除旗籍,发伊犁枷号三个月后充当折磨差使;俱永远不准释回,如有滋事之事,即行正法 。旗人魁敏、窝什布等坚不出教的态度对嘉庆震动极大,从而对以后禁止西洋教有很重要的影响 。这种状况,不仅动摇着八旗这一清王朝的柱石,而且也干扰着整个社会的稳定,因而嘉庆不得不对八旗生计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
尽管嘉庆帝对此倾注了大量的精力,终因不能触及八旗制度本身,从而限制了其效果。 清王朝虽采取了种种措施,但直至清末,八旗生计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陷于贫困的境地。


土地兼并
清中叶以后,随着地主阶级政治、经济势力的日益巩固和发展,贵族、官僚、地主、大商人开始了对土地的疯狂兼并。满洲贵族在入关后,即以皇室庄田、宗室庄田、八旗田等名义圈占了大量土地。康熙八年(1669)清廷虽然正式下达了停止圈地的命令,但此后满洲贵族仍然依恃政治特权继续广占良田。乾隆时,仅由皇室控制的官田、皇庄即达六七千万亩。满族大官僚亦竞相抢占土地。乾隆时当政二十年的大学士和珅占地数千顷,道光时的大学士琦善占地二百五十六万多亩。汉族大官僚对土地占有的数目亦十分惊人。嘉庆时的两江总督孙玉庭,在山东占田三万余亩。一般大地主、大商人对土地的兼并动辄成千累万。乾隆时直隶怀柔郝氏,“膏腴万顷” [35] 。道光初年,直隶沧州袁氏占田二千顷。在贫瘠的陕甘地区,大地主往往乘农民破产逃亡之机,大量占夺民田。“遂有一户而田连数万亩,次则三、四、五万至一、二万者。” [35]
这时期,一些大商人利用拥有的大量资金来抢购土地。嘉庆时,湖南衡阳因经营山场、贩卖木材致富的木商刘重伟,其子孙田至万亩。贵族、官僚、地主、大商人对土地的兼并,使得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而广大农民则因失去土地而流离失所。早在乾隆十三年(1748),湖南巡抚杨锡绂即指出湖南土地集中的严重情况。他说:“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
土地的集中愈演愈烈,最后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的严重局面。大批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或沦为佃户和雇工,或成为耕无田、居无所的流民。沦为佃户的农民被迫承受地主阶级高额地租的残酷剥削。当时的地租率,至少是四、六分成(即地主四、佃户六),一般是对半分成,主佃各得一半。佃农除了向地主交纳正额地租外,往往还得向地主缴纳名目繁多的附加租,各种节令时日,农民要向地主缴纳鸡、豕、鱼、帛等等应时之物。除此而外,农民还需负担清廷的各种捐税。
这样,农民终岁辛勤所得,已一半甚至大部被地主阶级剥夺去了。一遇水旱灾害,农民竭其所有亦不能完纳地租捐税。许多人不得已而背井离乡,成为流民。沦为流民者,有的不顾清廷的禁令,进入东北、蒙古及沿江、沿海的封禁地区。他们披荆斩棘,艰苦备尝,还要设法应付官府的驱逐,颠沛流离,难以安定。有的流落城镇街头,沿街乞讨。嘉庆时,北京城内,沦为乞丐的流民达十万多人。封建土地制度,地主阶级对农民敲骨吸髓的封建剥削,将广大农民逼得走投无路,也极大地束缚、摧残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正是清中叶以后,社会经济凋敝、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


起义四起
白莲教大起义
嘉庆元年(1796年)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而这次起义却是嘉庆年间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义,前后持续了9年零4个月,最早参加者多为白莲教徒。参加的人数多达几十万,起义爆发于四川、湖北、陕西边境地区,斗争区域遍及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甘肃5省,甚至还波及到湖南省的龙山县。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9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清朝府、州、县、厅、卫等204个,抗击清政府从全国16个省征调的兵力,歼灭了大量清军,使清军损失一、二品高级将领20多人,副将、参将以下的军官400多人。清政府为镇压起义,共耗费白银2亿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5年的财政收入。从此,清王朝从所谓“隆盛之世”陷入了武力削弱、财政奇黜的困境,迅速跌入没落的深渊。
天理教民变
嘉庆十八年(1813年)在河南、直隶、山东三省交界地带和京畿地区爆发了以林清、李文成为首的天理教民变。造反的教民先后攻占了河南滑县,直隶长垣,山东定陶、曹县等地。秘密活动于京城大兴、宛平一带的天理教徒在宫中太监的接应之下攻入皇宫,“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嘉庆皇帝还装模做样地为此下诏“罪己”,并在临终前告诫群臣,“永不忘十八年之变”。平变之后,混战中射在隆宗门上的一个箭镞,一直被保留了下来。嘉庆希望这个箭镞能够对爱新觉罗皇室的子孙们保持一种紧迫:务必宽仁爱民,勿为“害民之虐事”。尽管天理教民变没有嘉庆初川陕白莲教民变的规模,但其深入皇宫的事实确实让满清感到惊悸不安。
经过乾隆、嘉庆两朝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军遭到了严重的损失,至道光前期,基本上处于停滞和积聚力量的时期。因此,这期间的农民起义无论从参加人数、起义次数和影响来看,都无法与前相比拟。
赵金龙领导的瑶民起义
湖南衡、永、郴、桂阳四州郡,历来都是汉、瑶两个民族居住区。由于清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当地官吏和汉族地主对贫苦瑶民进行残酷盘剥,不断激起瑶民的怨恨和反抗。赵金龙领导的瑶民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当时,湖南、广东的一些天地会员在官府的支持之下,屡次抢劫瑶寨的牛、谷。于是赵金龙在道光十一年(1831年)十二月底,与赵福才率领瑶民700余人,在两河口杀死20余名天地会员。次年正月,江华知县林先梁等为防止局势扩大,率兵围捕赵金龙等人。在这种情况下,赵金龙忍无可忍,率众据永州长塘的夹冲起义。永州镇总兵鲍友智等率兵千余人直逼夹冲,击毙起义军300余人,掘了他们的祖坟。一月下旬,起义军进入蓝山县,并计划进占九嶷山为起义大本营。

湖南巡抚吴荣光闻蓝山告急,命提督海凌阿等进剿。海陵阿由宁远至蓝山,一路上恃勇骄横,也不侦探地形,冒雨由小路深入,结果中了义军的埋伏,海陵阿等被击毙。道光帝又派总督卢坤、湖北提督罗思举进剿。同时又下令带兵将领,务必将起义军诱至山外平野之处聚而歼之。

三月初,清军兵分南北两路,对蓝山起义军形成夹击之势。起义军粮草断绝,被迫出山,并准备东进至常宁县的洋泉镇,以重整队伍,结果被罗思举等合围。起义军消耗很大,企图以诈降松懈清军斗志。但罗思举不准义军投降,命令清军加紧进攻,先后消灭义军6000余人,赵福才、赵金龙等人也先后战死。这次起义终于失败了。 曹顺领导的先天教起义
道光十五年(1835年)三月初,山西赵城爆发了曹顺领导的先天教起义。这是清代前期最后一次,规模较大的反清起义。
先天教渊源于八卦教中的离卦教。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二月,山西忻州人王宁因离卦教屡遭清廷镇压,故将他所在的一支离卦教改名为先天教。王宁本人在教内被尊为“总当家”,该教“每年四季之首做会敛钱分用”,完全是一个以敛钱为目的的宗教迷信组织。当年秋天,先天教被清廷破获,王宁等被绞决。
此后,表面具结改悔的王宁之徒韩鉴,又在赵城一带重兴先天教,发展教徒。道光二年,韩鉴收曹顺为徒。十四年,韩鉴因年老力衰,将教权交给曹顺掌管。曹顺掌教后,一改教内只知敛钱渔利的作法,利用当时因土地兼并和官吏敲榨勒索而激化起来的阶级矛盾,引导教徒走上反清起义的道路。他自称释迦佛转世,能知人前生,信服者日益增多。
道光十五年二月,曹顺与其徒秘密策划起义,并定于当年八月十五中秋节之日,在平阳府、霍州、洪洞县、赵城四地同时起事。不料,三月初起义机密失泄,赵城知县杨延亮下令捉拿曹顺等人。瞬时形势异常紧张。曹顺和他的徒弟经过紧急磋商,决定提前举行反清起义,并预先派人把住交通要道,截阻清廷的来往文报;又封韩鉴子韩奇和徒弟张汶斌为领兵元帅,攻打赵城,然后再分头攻取霍州、洪洞县城,再合兵攻取平阳府。 三月初四日夜晚,韩奇率部分起义者秘密进入赵州城,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教徒里应外合,一举攻破县衙门,将杨延亮及其家属、幕僚30余人全部杀死。次日,他们又分兵攻取霍州和洪洞县城,均被清军和当地乡勇击退。当日晚,曹顺获知起义失利的消息后,立即惊惶失措地逃命,其他起义者也放弃了赵州城。三月二十二日,当曹顺和其他几名起义者在山东曹州观城县一座破庙中躲避时,被巡查的清兵捉获。曹顺被解至赵城,在杨延亮墓前“摘心至祭”。
曹顺起义的消息震动了清山西地方当局。在巡抚鄂顺安的命令下,清军急速前往围剿,但未到赵城,起义已失败。
评价编辑
乾隆末期以后,“盛世”之谓已徒有虚名。封建统治的腐败没落,预示着清皇朝日渐衰落的命运。封建统治的腐败没落,激化了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乾隆朝末期以后,农民革命的烈火迅速燃遍了大江南北。白莲教川楚陕农民大起义,从嘉庆元年开始,历时九年,使清廷耗银二万万两,严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
在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日益凸显的种种社会危机,因此“嘉道中衰”并非偶然,而“嘉道中衰”也不是一个转折,而是一个盛世背后隐藏的危机的延续。这种危机不是经济危机,军事危机,而是体制上的腐朽 。道光年间,爆发了鸦片战争,天朝上国的大门就此被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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