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宴:赵佗与孙权——对广州意义巨大的两个割据政权

广州,也是世界级的港口城市与贸易之都,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重镇之一。广州地处珠江三角洲,滨临南海,水网密布,岛屿星罗,出海水道众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千百年来,这里来往的船舶商贾络绎不绝,商埠云集,贸易兴隆,侨民众多,商业气息极为浓厚。
文/岳麓韶阳
广州,别称番禺、楚庭、羊城、穗城。广州地处华南,南临南海,北回归线与珠江穿城而过,气候温暖湿润,四季繁花似锦,故又有“花城”之称。


广州,也是世界级的港口城市与贸易之都,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重镇之一。广州地处珠江三角洲,滨临南海,水网密布,岛屿星罗,出海水道众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千百年来,这里来往的船舶商贾络绎不绝,商埠云集,贸易兴隆,侨民众多,商业气息极为浓厚。
广州,也是闻名遐迩的美食之都。广府美馔食材新鲜,烹饪考究,有“食在广州”的美誉。
在古代,广州的辖境一度囊括了以南海郡为中心的大半个岭南地区。秦汉时期称南海郡,三国时期东吴大帝孙权分治交、广,广州之名首现。隋代为避杨广讳,一度改称番州,五代南汉以广州为都城,改称兴王府。自宋代以后,广州之名一直沿用至今。它是怎样被中原王朝收入囊中,而两广之地又是怎样被分为两省的呢?请看本文道来。
上古:文明曙光与五羊传说
上古至先秦时期,广州及珠江流域地区的开发相对迟缓,经济、文化均落后于黄河、长江流域。
旧石器时代,广州的土地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人类活动的痕迹。仅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考古人员在番禺钟村获得了部分人工打制的旧石器。但这并不能成为广州地区在旧石器时代有人类居住的有力证据。而在广州周边的粤北韶关及粤西两广交界处的肇庆市封开县,考古人员却发现了迄今为止广东地区最早的人类:“马坝人”与“峒中岩人”。
广州地区的文明曙光,出现于距今约6000年前,南海(今佛山市南海区)的西樵山采石场。
从六七千年前开始,这里制造石器的打击、摩擦声与飞溅的碎屑,一直萦绕了数千年之久。在珠三角周边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还先后发现了二百余处先秦时代的遗迹。考古人员在西樵山采石场陆续采集与发掘了以双肩石斧为代表的石器制品5万件以上,“西樵山文化”则成为了这一时期珠三角地带古文化遗存的代名词。

西樵山石器加工场是当时整个珠三角地带的石制品供应中心。该遗址类型的双肩石器,广泛分布于珠三角各地,甚至在云贵高原、太平洋及东南亚一带,如马来、印度、孟加拉等地亦有发现,其分布范围与华南地区的双肩石器几乎连成一片。有学者认为,它们的出现与中国大陆文化的影响不无关联。
双肩石斧——南国的代表性石器
新石器时代的岭南先民,已经借助独木舟、竹筏等简易的航海工具,开始了对海洋的探索与对周边陆地海岸线邻邦、海域岛屿的交流。远古时期极有可能长期存在着以西樵山为中心,规模与辐射范围都较为可观的物品交换,这是人类早期的贸易活动。而商业贸易正是长久以来广州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助推器。
当人类文明逐步发展,国家应运而生。夏商之后,中原迎来了家天下的西周时代,经济文化繁荣昌盛,出现了一个新的顶峰。然而传说中此时的广州地区,却灾害连年,田地荒芜,粮食短缺,民众饥寒交迫,饿殍遍野。
忽一日,南海上空传来悠扬的天籁,祥光蔼蔼,瑞气纷纷,五位仙人骑着五色仙羊,驾着五彩祥云降临楚庭。而这五头仙羊的口内,都衔着一茎六出的优质稻穗。仙人赠稻与广州,祝愿当地永保丰收。之后,仙人飞升而去,五头仙羊则化为石雕,留在了山坡之上。从此,广州成为岭南最为富饶的沃土,也因此有了“五羊城”、“羊城”、“穗城”的别称。
关于五羊降临的年代,有多种说法并存。其中周代说流传最广:一说在周夷王八年(前887年);一说在南海人高固为楚威王相时,即战国周显王时期。还有一种说法晚至晋代——相传晋代,吴修任广州刺史时,有五仙人骑五色仙羊,驼载五谷降临州府厅堂。吴修遂绘五仙形象于厅堂之上以示祥瑞与纪念,并将广州称为“五仙城”。


广州人在五仙降临之地修筑五仙观,殿内立有五仙与五羊塑像。据《广州通志》所载,五仙观观址曾经历多次迁建,直至明洪武十年(1377年),布政使赵嗣坚于五仙观始建地附近的惠福西路坡山(现越秀区博物馆所在地)再建五仙观,观址延续至今。五仙观东侧有一巨大的红砂岩脚印状凹穴,人称“仙人拇迹”。明末清初番禺著名诗人、学者屈大均载:
穗石洞有一巨石,广可四、五丈,上有拇迹,迹中碧水泓然,虽旱不竭,似有泉眼在其下,亦一异也。
五仙观在明清两代,先后被冠以“穗石洞天”和“五仙霞洞”之名,并列入羊城八景。
“五羊衔谷,萃于楚庭”的传说,反映了古代广州地区先民对安定、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上古先民的“广州梦”。千百年后,他们的子孙后代将这美丽的憧憬变成了现实。
岭南,即五岭之南。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大庾岭五座峻岭横亘于湘赣与两广之间,是进入岭南地区必须逾越的天险,也是古代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冲。岭南割据政权想要据险自守,中原王朝想要统一岭表,五岭及其各处关隘必定是双方争夺的焦点。
从上古到先秦时期,岭南地区相对闭塞,自然环境较为恶劣,被称为“瘴疠之乡”。秦汉时期称福建及两广等地区为“百越”之地,其中福建为闽越、岭南为南越。而南越族群内部又分为不同的部落,如广西一带的“西瓯”、越南一带的“骆越”等。
据学者研究,南越族群大致形成于西周至春秋之间,当时他们的文明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形态,仅有部分地区开始过渡到酋邦。
南越先民有着独特的风俗,他们剪发纹身、善舟习水、食蛇蛤蚌、迷信鸡卜,《淮南子·原道训》载:


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像鳞虫;短绻不绔,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
包括岭南在内的百越之地真正被划入中国版图始于秦代。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命尉屠睢率领大军,兵分五路,围攻岭南:
(秦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馀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驰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瓯)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谪戍以备之。——《淮南子·人间训》
这五路大军分五个方向,或扼守险要,或进军岭南。西边两路,一路塞镡城之岭(今广西北部,五岭之一的越城岭);一路守九疑之塞(今湖南宁远县南部九嶷山)。东边两路,一路守南野之界,(今江西南康县南部);另一路结馀干之水(馀干之水是指从鄱阳湖流出的馀干水系,是连接闽越与江淮的水路要道,此一路旨在控制、攻占闽越)。有此东、西四路大军扼守各处险要,屠睢率领中路大军长驱直入,兵进番禺。
战争伊始,南越诸部各由“君长”统领,互不统属,一盘散沙,装备精良的秦军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此后因秦军主帅屠睢杀死西瓯部族首领译吁宋,引爆了秦军与越人之间的矛盾,民心未附的越人逃入深谷密林,依托主场地利及自身技能优势,昼伏夜出,向秦军发起了“丛林游击战”。后发制人的南越人大破秦军,秦军主帅屠睢也在西瓯人的夜袭中仆街,秦统一岭南之战遭受重挫。
同时因外围四路大军扼守要道造成交通不便,使得秦军的后勤补给也出现困难。屠睢的中路大军孤军深入又群龙无首,陷入绝境。秦军不得不作出战略调整,转攻为守,战争由此进入对峙阶段。
为解决后勤供给问题,公元前217年,秦朝命史禄“以卒凿渠,而通粮道”,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灵渠。它沟通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的运河之一,与此前建成的都江堰、郑国渠并称为秦代三大水利工程。
灵渠凿成后,始皇帝于三十三年(前214年),派遣任嚣代屠睢之职,率领赵佗等楼船之士再次南攻百越。
卷土重来的秦军兵粮足备,他们采取了移民驻留、同化的战略,“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强迫他们跟随秦军南下,每占领一地便让部分移民留驻于此,稳定秦军后方的同时,也可作为后备部队。同时,任嚣与赵佗等人吸取了屠睢失败的教训,采取了比较怀柔的政策,对越人善加优抚。


这些策略成效显著,战局很快发生扭转,在历经四年的兵戈之后,岭南首次成为中原政权的正式领土。“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秦吞岭南后,在此设有三郡,贾谊《过秦论》中未曾提及的正是以番禺为中心的南海郡,这是广州地区成为地方首府的开端。
平定岭南后,任嚣任南海郡尉。在此期间,他主持修筑了广州地区有史以来的第一座城池——番禺城,世称“任嚣城”。
番禺城得名于南海郡治番禺县,亦作“贲禺”、“蕃禺”、“鄱禺”等。一说因境内有番山、禺山而得名,后有学者提出“番禺”之初始本义为“岭外蕃邦蛮夷之地”。
任嚣主持修筑的番禺城规模不大,大致位于今仓边路以西一带,靠近甘溪水道。这里位于广州台地,地势平坦且高于四周平原地带,北靠越秀山,南临珠江水道,是理想的建城地址,后世的广州城都是在任嚣城的基础上逐步扩建而成。
其实在任嚣筑番禺城之前,广州城池的诞生尚有两种说法:一为楚庭说,一为南武城说。
《读史方舆纪要》引唐《通例》载:楚庭建于周夷王八年,距今28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而清代学者屈大均《广东新语》则说楚庭始建于春秋周惠王时期,今广州越秀山上仍有清人所立“古之楚庭”牌坊。南武城据传建于战国时期,据《方舆纪要》引旧《图经》载,为越人公师隅主持修建,《吴越春秋》则说是吴王阖闾子孙避难到此所建。
岭南初定后,因南海郡天高皇帝远,秦皇为巩固统治,赋予了南海郡尉军事、政治、财务等方面高度的自主权,时称“东南一尉”,这也为后来南越王赵佗的割据建国埋下了伏笔。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中原动乱,秦王朝摇摇欲坠。病重弥留之际的任嚣将时任龙川令的心腹赵佗召回番禺城,托付后事。他嘱咐赵佗依托番禺城及岭南的有利地形,阖门自守,割据一方,静观天下之变。
赵佗是常山真定人,与后世的三国名将赵云同宗。他接任南海尉后,依照任嚣的嘱托,兴兵断绝了进入岭南的各处要路,又在北部边境陆续构筑了一套壁垒森严的军事防线,实现了“划岭而治”的目标。接着,赵佗清洗秦朝旧吏并出兵击并了桂林、象郡,将岭南三郡尽数收入囊中。
一切准备就绪后,赵佗于公元前204年建立南越国,自号“南越武帝”,定都番禺,这是广州第一次升级成为割据政权的国都。赵佗在任嚣城的基础上,将城郭进一步扩建,形成了“周回十里”的都城。此次扩建奠定了广州历经2000余年不衰且城区中心位置基本不变的基础。
为巩固在岭南地区的统治,赵佗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和辑百越”。赵佗在充分尊重南越族风俗的基础上,适当地革除一些恃勇好战的习俗,并带头让汉族移民与南越族土著通婚。
同时,赵佗团结越人上层,争取他们的支持,他任命“越人之雄”吕嘉为丞相,并且让部分越人自治,封他们的首领为王,其中就包括被屠睢杀死的译吁宋的后代,赵佗封他为“西于(通‘瓯’)王”并领交趾郡。
这些举措为日后南越国在岭南近一个世纪的统治打下了坚实基础;但任吕嘉为相的举措,却也为日后的内乱埋下了种子。
刘邦建立汉朝之后,一开始并不愿承认赵佗和他的南越国,而是将桂林、南海、象郡封给长沙王吴芮,以此来制衡长沙、南越两国的关系。
但此时北方匈奴未灭,诸侯王也十分强大,随着赵佗治下的南越国蒸蒸日上,刘邦意识到,只能对南越国采取比较怀柔的政策。当然,赵佗心里也明白,作为割据势力,也需要与北方的汉王朝建立友好关系和贸易往来,换取生产、建设、发展所必须的商品和物资。
公元前196年,刘邦遣陆贾出使南越国。赵佗对待中央使臣的态度前倨后恭,从一开始的避而不见,到初见时的傲慢无礼;但在能言善辩的陆贾为他陈说利害之后,赵佗被陆贾的“威仪文采”折服,话匣子也打开了。
双方就中央册封等问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晤并达成了共识,赵佗接受了刘邦的册封,承诺“愚奉眀诏,长为藩臣”。谈话结束后,赵佗留陆贾宴饮数月,又赠金宝为他送行。
陆贾出使南越国打通了汉越的双边关系,此后数十年间,汉越两国的边境贸易往来不绝。中途的危机出现在吕后执政时期。
因吕后“别异蛮夷”,禁止商人向南越国输送铁器、牛马等物资,导致双方剑拔弩张,相互攻伐,关系一度陷入僵局。愤怒的赵佗再次公开称帝,与汉朝分庭抗礼。
汉文帝即位后,又重新派赵佗的老朋友陆贾再次结好南越。文帝诏书态度恳切,打动了赵佗,赵佗当即表示愿意向文帝称臣纳贡,在国内宣布“去帝制黄屋左纛”,并发誓再不称帝。
赵佗虽然作出了承诺,但事实上赵氏在南越国内部还是以皇帝自称。广州的南越王墓博物馆中,还陈列着第二代南越王赵眜(史料中多作赵胡)的金玺,上镌“文帝行玺”字样。
赵眜是赵佗的孙子,因为赵佗太长寿了——据说活了103岁——儿子也被他熬死了,所以孙子成了第二代继承人。赵眜还效仿汉代帝王的丧葬风格,为自己定制了一套丝缕玉衣,出土后与文帝金玺一同陈列在南越王墓博物馆中。
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
一代雄主赵佗去世之后,南越国江河日下。第三代南越王赵婴齐荒淫无道,于公元前113年病逝,谥号“明王”。太子赵兴继位,其生母樛氏便成了太后。
樛氏是赵婴齐当年入质长安时娶的汉女,赵婴齐在位时被立为王后。这位樛太后是史书及文学作品中典型的“红颜祸水”,已是徐娘半老的她与汉武帝派来的使者安国少季发生了奸情。
此时的丞相吕嘉,掌控朝政大权已历三世,国内威望极高,心腹遍及内廷,他还曾劝赵婴齐立越女所生的长子赵建德为太子。正因如此,樛太后对吕嘉颇为忌惮。她一方面意图削弱吕嘉的相权,另一方面又怕自己和儿子镇不住场子而导致国内动乱,于是力劝赵兴向汉武帝请求内属:“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吕嘉屡次谏阻但赵兴不纳,于是吕嘉自此称病不朝。
樛太后恐吕嘉密谋作乱,于是摆下鸿门宴,欲借汉使之力除掉吕嘉。但她的姘夫安国少季等人在关键时刻畏缩不前,让吕嘉逃出生天。
丞相与太后势同水火,动乱一触即发,得到消息的汉武帝,认为赵兴与樛太后已经归顺,区区吕嘉不过癣疥之患,遂于公元前112年命韩千秋与樛太后之弟樛乐率2000兵马讨伐吕嘉。


然而汉武帝却低估了吕嘉的能量,孤注一掷的吕嘉与控制内廷守卫的弟弟里应外合,杀死了赵兴与樛太后,立赵建德为王;又以诱敌深入、瓮中捉鳖之计,全歼了韩千秋、樛乐率领的讨伐部队。自此,吕嘉依仗自身权势与五岭之险,公然与汉武帝的中央政府展开对峙。
以汉武帝的性格,当然不会容忍吕嘉独立。经过了周密的策划与准备,同年秋,汉武帝下诏征讨南越。
这次征讨的规模,与秦始皇统一岭南时十分相似,也是五路大军,水陆并进。经过为期一年的惨烈战斗,楼船将军杨仆率军攻破了番禺石门,破城前杨仆放火烧城,以致雄峙岭南百年的番禺城一度遭到毁弃。弃城逃亡的吕嘉与末代南越王赵建德也很快被擒获,历经5世享国93年的南越国宣告灭亡。
这是岭南地区再次回归中原王朝,此后约300年间,岭南地区基本没有出现新的割据政权。
秦汉时期的岭南,经历了统一——割据——再统一的历程。中原王朝的统一与北方汉地移民的迁入,带来了先进的文字、货币、劳动工具及其他制度。
先秦时代的南越人没有自己的文字,货币也是最原始的贝类,秦统一岭南后,“半两”钱等铜币开始在岭南地区流通,汉字、铁器也逐渐开始普及,赵佗时期的出土竹简,已有籍簿与法律文书。
从汉代起,学术人文开始发展,西汉末年,广信经学家陈敏曾向王莽讲授《左氏春秋》,其子陈敏更是成为首位见传于史书的粤籍学者;东汉前期,番禺诞生了著名学者杨孚,他所撰写的《异物志》是我国第一部区域物产志、地理志。
可以说,秦汉时期是广州地区有史以来第一次飞跃式的发展,广州自此开始逐步成长为南国都会。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建安八年(203年),担任交趾太守的学阀士燮,上表朝廷请立交趾为交州。士燮宽仁下士,广纳南下避难的名士;他与家族兄弟统领交州,威信素著,不在当年赵佗之下,至今仍被越南人尊为“士王”。
士燮既是雄踞一州的长官,也是学问优博的大家,为岭南地区的学术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建安十五年(210年),孙权委任布骘为交州刺史,进军岭南。步骘斩杀苍梧太守吴巨及其旧部,士燮带领众兄弟归附。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布骘在南海“睹巨海之浩茫,观原薮之殷阜”并感慨道:“斯诚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邑。”于是布骘将交州治所由广信迁到番禺,“筑立城郭,绥和百越,遂用宁集”。
东吴黄武五年(226年),孙权分交州为交、广两州,以南海、苍梧、桂林、合浦四郡置广州,以吕岱为刺史;交州仍辖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以戴良为刺史,士燮之子士徽则领九真太守。
孙权此举显然是为了削弱士氏在岭南的势力与影响,这引起了士徽的强烈不满,士徽遂与兄弟六人兴兵起事,抗拒戴良。然而老辣的吕岱早有防范,他一边上表请求讨伐不臣,另一边派兵渡海前往交趾,最终,士徽兄弟与他们的部下全部被吕岱翦灭。
士氏既除,东吴撤广州,将其重新并入交州,仍以吕岱为刺史。直至永安七年(267年),东吴复分置广州,下辖南海、苍梧、郁林、高凉(今广东恩平市)四郡,交、广分治从此成为定局。
步骘重建番禺城与东吴分治交、广也是广州历史的一个里程碑。番禺城的重建,让毁于战火的秦汉城池重生;而交、广分治则令“广州”之名初现,并一直延续至今。
重生的广州在东晋和南朝时期开始焕发新生,自东晋“衣冠南渡”后,汉人的南迁使得南方地区的人口有所增长,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广州及其所在的岭南地区也驶入了这样的历史潮流之中。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人口的增长与郡县的增设。东汉末年、西晋末年以及东晋时期,是北方人集中南迁岭南地区的三个大潮,移民队伍中的大咖包括东汉末年的名士许靖、名儒袁徽,西晋时期道教丹鼎派的著名代表人物葛洪,任广州刺史的长沙豪族王机及其门客、桓玄的部众以及北燕皇室后裔冯业等。人口的增长带来了郡县的增设,东晋一代,广州地区便增设了7郡51县。
二是商业与外贸的兴旺发达。从汉代开始,广州已经成为了南国的一大都会,六朝时期的移民南下带动了岭南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广州商业持续繁荣,广州经济区也在这一时期初步形成。当时岭南地区称农村中特定范围的商品交易市场为“墟”或“虚”。墟市中“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海,瑰宝溢目”,吸引无数商人熙来攘往。
东吴之前,船舶沿陆地海岸线行驶较多,粤西徐闻、广西合浦的海贸地位较为占优。东吴之后,航海及船舶技术的发展增进了六朝与南海周边及西域诸国的往来,广州的海贸地位迅速提升,外贸日臻繁盛。
史载刘宋时期广州“船舶继路,商使交属”,“四海流通,万国交汇”;萧梁时期“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随着外贸的发达,来自西域各国的银质外币也流入了广州地区,最晚自晋代起,金银已作为货币进入了流通领域,从而在广州形成了一个银、钱并用的特殊通货区。
与此同时,广州的军事地位仍旧重要。西晋时,晋武帝司马炎以滕脩为安南将军、广州牧、持节;东晋时期的广州刺史例兼平越中郎将,都督广、交诸军事,位尊权重。此后南朝历代的广州封疆大吏基本都沿袭前制,总揽地方大权,以致有后来的萧勃、欧阳纥之乱。
东晋后期,卢循攻克番禺,执广州刺史吴隐之(就是王勃《滕王阁序》中“酌贪泉而觉爽”的那位)。此后卢循占据广州长达6年之久,并以此为据点北伐,意图夺取政权。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广州在全国的影响和政治地位。
陈武帝陈霸先曾任交州司马,在包括广州、韶关等地的岭南一带转战平叛多年,并借此起家最终登上皇帝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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